湘軍的餉章規定與綠營兵有較大的區別，體現出待遇特別優厚的特點。曾國藩考慮到，清軍尤其是那些綠營兵之所以平時缺乏訓練，戰時士氣低下，戰鬥力很差，原因之一是兵餉太低，待遇微薄，時有後顧之憂。綠營兵平時月餉為馬兵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這在清初尚可維持生活，但在道鹹年間已不夠五口之家用了。在這種境況下，兵勇不得不出營做小販謀生，或離營供差。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兵勇很少有時間在營內訓練。正如張集馨指出：“營中公費，近年益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另有他項技藝，借資事畜”。曾國藩為了改變這種情況，除每營增加長夫一百二十人以減輕士兵的勞役負擔外，還設法提高士兵的糧餉供應標準。他參考斟酌先前各路勇營的餉銀章程後，於1853年11月正式製定了湘軍糧餉章程。規定陸師營官每月薪水銀五十兩，辦公銀一百五十兩，夫價銀六十兩，共計二百六十兩，凡幫辦、書記、醫生、工匠薪水及置辦旗幟、號補各費用統統包括在內。其他各弁兵每月餉銀分別是：哨官九兩，哨長六兩，什長四兩八錢，親兵護勇四兩五錢，夥勇三兩三錢，長夫三兩。水師兵餉大體與陸師相同，唯哨官薪水為陸師的兩倍，每月銀十八兩。總括起來計算，湘軍士兵平均每月餉銀六兩。這種特別優厚的待遇，無疑極大地調動了農民以及那些紳士、文生從軍的積極性。與此同時，曾國藩還製定了如果士兵擅自離營，欠餉、存餉即被沒收，不再發給的規章。這就很自然地束縛住了士兵的手腳，即士兵苦無川資，又戀於餉銀，以致不能輕易離營歸家。至於士兵一旦假歸或遣散回家，曾國藩則明確規定人人都可以領到一大筆銀兩，即平時餉銀隻發五成，餘下者在遣散或假歸時進行核對，酌發部分現銀以充川資，其餘部分由糧台發一印票，到湖南後路糧台一次結算付清淤。這個辦法對那些尚未應募入伍的人也可以產生巨大的誘惑力。
在以維護封建綱常倫理為名吸引、招募、約束兵勇的同時，曾國藩更為重視的是對士兵的精神武裝，即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並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曾國藩治軍方略中的一個首要內容就是注意用仁義禮教去陶冶、維係軍心，培植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有勢力。在這一點上，曾國藩也繼承和闡發了戚繼光治軍的傳統精神。戚氏認為，練兵必須從軍禮方麵的訓練入手。他說：“孔子論治，亦隻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臂指相聯。軍中名分，須有軍禮為始。”“禮不興，則名分不正，則履加於冠上，太陽倒持……軍禮立，則節製嚴明，指揮得手。”戚氏還親定軍禮數條，強調“凡議過之禮節，定要遵行。諺雲：‘軍中立草為標。，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軍令”。這種軍禮，顯然沒有脫離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範疇。作為孔孟學說的忠實繼承者的曾國藩，對此深信不疑。他明確認識到，農民起義之所以頻繁發生，內憂外患之所以紛至遝來，八旗、綠營兵之所以在同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望風披靡，一觸即潰，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固有的綱常倫理已大亂，人心渙散，尤其是清軍缺乏為朝廷賣命的忠義血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曾國藩非常重視孔孟的“仁”、“禮”那一套在治軍方麵的運用。
曾國藩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他的所謂仁，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也就是說，“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望其發達之心，則人知恩矣”。他的所謂禮，即卩“無眾寡，無大小，無欺慢，泰而不驕也”。也就是說，“正其衣冠，尊其目詹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教，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總之，就是要求帶兵之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於是，他滿懷信心地得出結論：如能堅持以“仁”、“禮”二字治軍，“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虞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灌輸於士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塊，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友朋等親誼關係掩飾、調劑並彌補上下尊卑之間的關係，極大限度地減少湘軍內部將帥之間、士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使士兵或下級易於尊敬官長、服從官長、維護官長，為官長出生入死，賣命捐軀。為順利達到這一預定的目標，曾國藩非常重視對士兵的思想政治訓練和對將領的選拔培養。
在對士兵的思想政治訓練方麵，曾國藩著重堅持六個字：“勤勞”、“仁愛”、“嚴肅”。亦即前麵所述的“恩威並用”的意思。
曾國藩認為，行軍作戰本是一件勞苦不堪的事情，或是在冰天雪地裏奔走，或是在盛暑烈日下作戰，或是在雨雪風霜中露宿，或是在清晨深宵行進，都需要有一種不畏艱難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因而，習勞忍苦是治兵的一個重要內容。他常提醒部屬們：“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改。惰者，暮氣也。當常常提其朝氣。”總之，為將者為兵者，既在軍營，就須時時戒驕、戒惰。他認為，如兵勇能堅持做到不逸、不懶、不怠、不惰，也就不會去吸食鴉片煙、去賭博、去淫侈擾民了；反之，如平時驕惰之氣充盛，當然也就談不上訓練有素，更談不上為民眾所同情和支持。因此，曾國藩殷切希望湘軍兵勇、將士能在平時養成一種勤勞習苦的精神，去適應戰時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