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以載道”與“衛道”、“立言”
就整個學術領域而言，曾國藩在文學藝術方麵，尤其是在散文和詩歌方麵的建樹，較之於他在其他學科如史學、哲學等領域內的成就要大得多。
也就是說，曾氏在文學方麵的造詣尤為高出一籌，其在中國文學史上自然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國近代士大夫階層中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正如胡適所指出：“平心而論，古文學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曾國藩等學桐城派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了，為後來二三十年勉強應用的預備，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淤。
為什麼在清末士風麻木之際，曾國藩能在文學創作方麵頗有建樹，並且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呢？究其原因，顯然與曾國藩本人在文學方麵痛下功夫，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對他的影響，以及當時的曆史環境和客觀條件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曾國藩自1835年入京以後，即立誌學作詩、作古文之法。以後雖政務繁冗，戎馬倥傯，但直至他逝世，對此仍未曾廢置。因此，他對於文學頗有深入的研究。既有深入的研究，在理論上便有著深刻的見解。因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曾氏最初主守“文以載道”的傳統觀點。他在具體解釋“文”與“道”的關係時說：“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淤從而，他對於“崇道貶文”之說頗多異議。其理由是：古來文學作品，本有內容和形式的區別，特別是那些為時人所欣賞、流芳萬世的不朽之作，雖應具有明確的思想境界，用豐富的思想情感去充實其內容，但與此同時亦應有優美流暢的文字，才能具備其完整的形式。
文以載道，這是桐城派古文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說：“非闡益道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姚鼐進一步提出“道與藝合”盂的觀點，即將理學與辭章相結合，以“明道義，維風俗以昭後世”。由此可見，桐城派所主張的“道”就是宋明以來的程朱理學。正如方苞所明確指出：“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曾國藩自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明言自己為桐城派古文的傳人。因此，“文以載道”的觀點並非他所獨創，而是繼承了桐城派古文理論的衣缽。
值得指出的是，曾國藩初雖囿於“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認為文與道應當合二為一，即強調作文應以闡發程朱義理為最終目的，但後因綜合考究、見識曰廣，更因時勢環境的不斷變化，從而認為文與道也可彼此分離，顯示各自的特點和體現不同的風格。他說：
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為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固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
曾國藩作為中國近代的一位理學大師，起初他崇信“文以載道”的觀點，主張文與道應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與他受唐鑒、倭仁、吳廷棟等人所闡發的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卻不主張“崇道貶文”之說，認為文學可以脫離道德而獨立存在，繼而主張文學應當一掃理學之臭味，即對理學家所倡行的多做空華說理的不實文章表示反對。之所以有這樣一個轉變，與他在學術上不株守宋儒一途，而主張兼收並蓄，力圖集各家之長，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對諸子百家亦主張吸取其長，以雜糅一體，加強自身的修養這個思想有著極大的關係。這既反映了曾國藩本人思想發展變化的特點，同時也是他那個時代的環境和條件所促成的結果。因為自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後，尤其是在西學日漸輸入中國之際，中國傳統的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已在外來文化衝擊之下產生了動搖。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同時也為了盡力維護中國固有的文化根基，曾國藩對各家學說都進行了分析研究，主張不論是外來的還是中國固有的，都應加以融會貫通，心領神會，形成自己龐大而複雜的思想體係。因而當他了解到理學家所堅持的思想在文學理論與創作問題上存在空談義理的弊端之後，便能夠勇敢地跳出理學的圈子，不囿於古有的和自己原來所認定的成見，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所以，曾氏在認定文與道應當離而為二的同時，主張作古文不應以說理為主。他在與友人通信時說：
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仆嚐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