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墦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跡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誌脫人厄；而聖賢以博濟為懷。……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為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
他反複強調合適優良的環境，足以使人易於為善，正如惡劣、腐敗的環境容易使人變壞、變惡一樣。前者以直隸為例，正因為直隸自古有豪俠之風，乃良好之風氣，所以他予以大力讚揚，並以此勉勵直隸學人士子繼承此種遺風。後者，即環境惡劣、風氣很壞的地方，他認為不宜於人才的培養。他曾致書其弟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雖然曾國藩在這裏所強調的是，優越的環境和條件，純正無邪的風氣，對啟迪、培育人才是非常有幫助的；否則，師長無法督教子弟，求學者也無法專心致誌地去學習深造。然而，曾國藩並不是環境決定論者，相反，他認為環境惡劣、風氣敗壞的地方也可以讀書學習，也可以去興辦教育、培養人才，關鍵在於：師長如何去創造條件，教好子弟；受教者如何去專心有恒，排除外界的幹擾，發奮自立，用功深造。他說：
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問立誌之真不真。
又說：
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他在這兩段話中強調的是“自覺”二字，即提倡自我教育，也可以說是提倡自學。有了這種自覺，有了這種自學或自我教育的精神，優越的環境中可以讀書學習，惡劣的環境中亦可以讀書學習。這種自學的方法在他本人步入政界、軍界之後明顯地體現出來，同時他對子弟的教育也正體現了這個方法的特點。
總之，上述諸教育理論和方法，體現了曾國藩關於客觀與主觀、主動與被動的辯證觀點，即不是把環境、條件與人的學習自覺對立起來，而是把兩者視為一種可以互相轉化、互相促進的矛盾的有機結合體。
西學為用”-曾國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曾國藩的教育思想雖主要是體現了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而造就人才的特征，但曾國藩畢竟不同於一般頑固守舊的正統士大夫。在西方文化輸入中國之際，他不是狂妄無知，死抱成法，而是因時變通，具有有識之士的開放意識。在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清醒地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有不少地方比中國先進，值得吸收過來，為我所用。於是他倡導推行洋務運動，與李鴻章等人先是在江南製造局內聘請洋人偕同華人設立翻譯局，翻譯西方載籍，供中國人學習參考；繼而在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專門化學校，直接造就近代化人才；後又奏派幼童赴歐美留學。
關於派遣留學生的目的，曾國藩在與李鴻章的合奏中說得非常明確：“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正如薛福成所指出，“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以及“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為自強張本”。曾國藩這一舉動顯然與他所主張的在優良環境下興辦教育、培育人才的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就是說，一方麵曾氏認為中國的教育必須以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另一方麵，他反躬自省，認識到西方文化確有比中國文化優越之處，外國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以及教育內容均具有優良的地方，隻有虛心學習，吸取其長，中國的教育事業才能興旺發達，中國才能“自立”、“自強”。基於這樣一個思想基礎，他考慮到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著洋人的入侵，中國急需一批善於和洋人打交道的外交人員。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中央朝廷雖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處理與洋人有關的事宜，並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在上海和廣州等地設立了“廣方言館”之類的教育機構，但因種種原因，遠遠不能應付日益增多的錯綜複雜的外交事務。同時，曾氏又考慮到，隨著洋務企業的興辦，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人員。況且，西方許多國家也是通過互派留學生了解和吸取對方之所長，讓留學生歸國後“分科傳授，精益求精”，這正是這些國家富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也必須這樣做。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仍抱持這樣的舊觀念：通過科舉考試，升官發財，才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終南捷徑。至於進洋學堂、出國留學之舉，往往被許多人嗤之以鼻。但曾國藩等人不顧利害得失，毅然全力支持容閎的遣送幼童出洋留學的教育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