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立身處世為人，如何做官、做好官的問題，彭玉麟認為，人一生不要拚命為做官而做官。他對其子弟說，“自承湘鄉之約，出領水軍，立誓二：曰不私財，曰不受朝廷之官。今殺賊之誌成，賊滅而不歸，近於貪位。”故他一生辭官達十多次，可謂不違初衷。當然，彭氏認為，既然做了官，就必須做個好官，處處為正學好，要在世上留下好名聲。他反複告誡其弟說，“曾帥嚐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垂示於僚屬。其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複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餘得之，書紳銘座，籍以自慜惕，時時以勸導同曹，亦望吾弟子聽訟理案牘之時，刻刻凜之。”又以曾國藩與李元度之約法五章，即戒浮、戒謙、戒溫、戒反複、戒私，告誡其弟：“吾弟榮膺宰令，無所贈與，即借茲五約，用作官箴。”彭玉麟認為，做武官不易，做文官更難，處亂世之際要做一個好文官更是如此。然而，怎樣才能當好文官呢？他說，榜樣亦有，就是曾國藩。他明確指出：“湘鄉亦從此出身，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鑒於兵戈擾攘之世，以治虐救民為念者，不當於武事藐視之，拚命報國即在此，練膽安民亦在此。”總之，對於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方法，彭玉麟領悟較深，發揮得也很突出。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如果說曾國藩是以督教子弟獲得成功而使後人刮目相看的話，彭玉麟則是以治家極嚴著稱於世而受到人們的欽仰。這兩者的客觀效果盡管有所不同，但其“齊家”的內容和深層目的卻是一致的。
李鴻章對於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方法，除了在為學方麵借以教其子弟外，主要集中在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上。李氏非常讚同曾國藩關於謹守祖訓、家法的基本主張。他說：“曾夫子致其弟函曰，餘蒙祖宗遺澤，祖法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擾，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因此他致書其弟雲：“餘意與曾公之意正同。餘與諸弟雖隔千裏，盼望諸人之心，未嚐或斷。”李鴻章反複教導諸弟，從小要學好，不要急於功名科第，要注重實學。他說：“兄蒙曾夫子垂愛，薦館於何仲高幕府。居停係初年翰林，學問淵博，晨昏清講，實獲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學，讀上月初九日兩弟手書，並《感懷》八章，足證刻苦用功。遠人聞之，無任欣悅。惟功名有遲早，無須介介也。”他常以曾國藩的“敬恕”二字誡其子弟，要他們將此二字作為立身之本。他說：“滌笙夫子與鮑春霆書，有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因而，他致書其兄：“以敬恕二字，自是立身要旨……願共勉之。”李鴻章認為，兒孫立身處世，尤其是要永遠保持顯宦之位，須在從師、交友、謹守家訓方麵狠下功夫。他說：“頃見曾夫子滌笙書寄其世兄一箋，亦頗可為吾兄訓，錄以轉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倶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同時，他告誡其子，“吾兒不可因恃父兄顯貴而仗勢欺人”，而應不忘祖父窮乏之時，為人所淩暴，敢怒而不敢言的處境。這就是說，人在顯赫之時決不要忘記貧苦時的難處。他還教訓其子，對待西方文化，應當以正確的態度進行取舍和揚棄。譬如派幼童出國留學之事，國人多有微詞，實因未能洞悉、反省中國“受外之淩辱之原因，莫外乎之不諳世事，默守成法，藏身於文字之間”餘。正確的態度是，應以曾國藩為榜樣，在學術上不株守一說，敢於承認西方文化有比中國文化先進之處，“師夷智”，舉辦洋務，自強新政，以“報效於國家”。由此可見，李鴻章的家庭教育觀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
無庸置疑，曾國藩的家庭教育觀不僅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其影響在一部分學人士子、政客、官僚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這是因為，在階級社會裏，家庭製度完全受所有製的支配，家庭教育問題是受社會政治所支配的。因此，用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教育子女，把子女培養成什麼樣的人，絕不是孤立的一家一戶的問題。我們認為，曾國藩家庭教育的基本思想及方法，既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又在新的曆史環境和條件下得到了闡發，並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取得了實際的效果，從而符合了一部分視傳統文化為立身處世、教育後代之不二法門的士大夫的心理，以為這就是教育子弟成材、保持家世不衰的一種切實可行的途徑。必須指出的是，曾國藩家庭教育的最終目的及其基本思想內容，雖然帶有他那個階級的烙印，許多理論在今天已經不能照搬照抄了，但其中某些具體的思想內容如戒奢、驕、怠、懶，守勤、儉、廉、樸等，以及他的家庭教育觀中的方法論，親切、細微、耐心而富有成效，至今仍是值得借鑒的。
然而，由於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既有重大影響而又極其複雜的人物，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因我們重點強調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之主線，認為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為三大革命高潮，所以便很自然地對為維護清王朝統治立下汗馬功勞的曾國藩給予了全盤的否定，即使是對於功效明顯、成績突出的曾氏家庭教育觀，也一概斥之為封建糟粕，加以人為的否定。
如八十年代便有一些學者的文章直指曾國藩家書，對曾國藩的家庭教育觀提出了全麵否定的意見，列出了諸如曾國藩“教子弟殺人”、“教子弟賣國”等批判的觀點。盡管事過二十餘年，在今天全麵否定曾國藩家庭教育觀的人已經不多了，但對於類似以上的批判觀點仍有讚同者、擁護者，故筆者擬在下文專題討論一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