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機意識與避害反應--曾國藩洋務觀產生和形成的文化心態
關於曾國藩洋務觀產生和形成的問題，學者們已經作過許多有益的探討，但一般者是在政治、經濟等範圍內來進行討論的，我們在這裏擬從中國近代中西文化衝突、交融的角度加以分析考察。
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促使曾國藩開始產生民族危機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那些“碧眼赤珠”、遠道而來的“文明”客人們會對中國局勢造成什麼致命的威脅。因此，他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戰爭結束後的這段時間裏所寫下的家書、曰記和信函等，其中涉及到外國侵略者的字眼，則是更多地體現出他本能的痛恨和對前線戰敗官吏指揮失措的種種憂慮。例如，當英國侵略者因林則徐在廣東嚴密設防，入侵計劃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帶的寧波、定海、鎮海等地時，他把帶來這種後果的原因首先歸咎於中國敗類之助紂為虐，而並未真正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對弱小民族進行侵略蠶食，以掠奪財富的侵略本質。他說：“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為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奸滅！”淤與此同時，他認為中國有外國無法相比的“綱常名教”，有駕馭局勢的“聖明君相”，而外國侵略者則是一些尚未開化的“夷狄”，他們的不法行徑雖令人“痛恨”，但螳臂怎能擋車？他們必然要以失敗告終。他說，“英夷在江蘇滋擾”，雖曾攻陷鎮江一帶，並威脅到江寧、揚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淤。他批評其弟一聞“英夷滋擾”，便輕信謠言，惶恐不安，乃是無膽無義之人。“雖明知蕞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他把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失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割土地，賠金銀的悲慘結局說成是清政府“和戎之策”的結果，是中國對英國侵略者所定的“撫局”。他說：“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據要害，不得不權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顯而易見，曾國藩並不承認中國戰敗，並不承認簽訂不平等條約是英國侵略者武力脅迫和外交訛詐的結果，相反他把這種結局說成是清政府為了“安民”而主動對外國侵略者采取的“和”、“撫”之策。他內心雖痛恨投降派的腐敗無能，但仍滿懷信心地預言，通過“和”、“撫”而簽訂不平等條約，即使割地賠款，也隻是暫受損失，而中國從此將不會有事，以大事小確是上策。他說：“自英夷滋擾，已曆二年。……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造成曾國藩這種“狂妄無知”、夜郎自大觀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與當時一般守舊士大夫一樣，在以國粹主義的方式來應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時，本能地用一種傳統的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作為後盾，認為“洋夷”們對中國的侵淩和騷擾，並不足以構成對中華民族生存環境的根本威脅，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僅僅是因受到一些人為的、偶然的因素幹擾所致。因此，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割地、賠款、互市”的現實，在曾國藩的思維中，被喚起的隻是對類似於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邊陲民族對中原王朝的騷擾所產生的那種曆史聯想和惱恨心理。他對“洋夷”的憤慨和鄙夷也僅僅是“文明人”對於野蠻人的蠻悍無理行徑的情緒反應。這樣，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就在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樂觀信念中，在他的中國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蘇解、緩衝、補償和安慰。
上述這種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種強烈的麻痹思維的力量。最初的民族危機，被這種安全感過濾之後，便在士大夫的思維中大大地淡化了。曾國藩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思維模式，作為一種濃厚的精神氛圍而存在，也就使得他難以突破原來的保守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客觀地認識西方事物和應付西方文化的挑戰，對曾國藩來說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學術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株守儒家學說，而是博采眾學，兼收並蓄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事實的了解，曾國藩對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現實主義態度。這是他與頑固守舊的士大夫們的根本區別所在。其基本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既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又帶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多重身份，尤其是他在領軍出征、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及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和接觸到西方文化，這是整曰困居書齋或居京悠閑做官的人所不能領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