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掠奪中國資財，擴大經濟侵略特權的問題上，曾國藩既表現了他在總體上“堅守條約”的一麵，又體現了他在有關問題上“苦爭”和抗拒的一麵。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俄等國逼簽的有關條約中的通商條款公布以後，曾國藩對外國商品傾銷中國市場的危害性予以了特別關注。他主張改變清廷以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裏之遠”的“鞭長莫及”的狀況，強化地方政權以應付“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遍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采茶於深山”的局麵。對於洋人恣意擴大條約以外的侵華特權，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販賣以剝奪“小民生計”，傳教城鎮鄉村“以邪教誘惑”殘害中國人民等，曾國藩分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他反複指出：“軍興以來，中國生民剝膚吸髓，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販運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並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他認為這些問題關係國計民生，“此皆下係民命，上係國脈，所關極大。……不可不以全力爭之，自當始終堅持不允”。因此，當他發覺洋商違例私運鹽米，違反條約規定的情況後，憤怒指責英國人“白齊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即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堅決主張中國“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下令此後於船隻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愚。對於洋商提出的減輕落地稅、加收華商行商稅銀的無理要求，曾國藩立即照會對方“批駁不行”。隨後，洋商又慫恿公使對總理衙門施加種種壓力，企圖逼迫清政府下令撤去落地稅，以獲取更大的利益。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洋人這樣做的目的，乃是為了能“壟斷獨登”。因為，唯利是圖乃是洋人的本性。從而，他建議總理衙門洞察其奸，善籌對策。1867年，當外國侵略者借修約之機，提出在中國架設電線、修築鐵路等要求時，曾國藩多次在奏折和給友朋的書信中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急切指出：“如小輪舟、如電線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夷而占奪內地商民之利；即自中國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負販窮民之利。”他在這些問題上總的“力爭”方針是，作為一名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理所應當、天經地義的職責所在。他明確主張：“鄙意專就民生立論，似覺理直氣壯，初非有客氣參預其間也。”如果洋人爭辯要挾不休，也不能讓步，必須力爭到底。這是因為，“中國之王大臣為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辦[辯]”。即使在與洋人爭辯過程中有過頭之處，甚至鬧僵也不要怕，因為這樣做“上可以對列聖，下可以對蒼生”。至於有關洋人要求“請覲”、“遣使”、“傳教”的問題，則不要過分去爭辯，因其“未必有損於國體”，“許之不為害，不許不為利，尚可稍折其饒舌之端”。
此外，對於《天津條約》中有關外國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傳教的規定，曾國藩甚為反感。這是因為，一方麵，
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他頭腦中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另一方麵，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幹下了許多傷天害理的勾當。早在《討粵匪檄》一文中，他就把“竊外夷之法，崇天主之教”斥為使“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另有所謂耶妹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貝，一旦掃地蕩盡，此……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表明了他的抵製立場和態度。他權綰兩江前後，在處理江南各地教案之時，也憑借不平等條件而采取了抗爭和妥協相輔相用的手段。對於1868年發生的“揚州教案”，曾國藩指責外國傳教士殘害中國兒童的行徑是“損德”，私自建屋和租屋之舉則不合條約規定，應當“力爭”，從而予以一定程度上的限製。他說：“洋人設立育嬰堂名目，
原為條約所未載。”“至租屋傳教，必須百姓出賃者赴縣呈明，方準成交。”這樣做的理由有四個方麵：一是防止外國傳教士與中國敗類私相勾結，因那些外國傳教士“並非安分無過之人”；
二是防止中國奸民偽造或盜賣房屋契約而使傳教士“買者吃虧”，以致引發無窮糾葛；三是與上海租地章程中規定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買房建立教堂須“先行報明查視，再行稅契”的辦法“亦屬一律”；四是與四川、會稽等地處理此類案件時規定的“隻準買立教堂，不準置買私產”的成法“亦屬相符”。與此同時，他又怕超出條約範圍而得罪洋人，“爭”得並不激烈，並堅決把群眾“彈壓解散”。同年，鎮江人民反對外國傳教士強占民房的事件發生，曾國藩也以同樣的態度，一麵申明有關成法，進行抗爭；一麵又恐事態擴大，公然告示各地：“如再有聚眾生事，斷難姑容。”在其晚年辦理“天津教案”時，他一方麵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其初辦案時與“事事圖悅洋酋”的崇厚有所區別，並以“堅持不允”的態度拒絕了法國公使“欲殺府縣”官的照會，但他後來仍以委曲求全、守定和約為宗旨，這一“曲在洋人”的教案終以中方的妥協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