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中期，王德亮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曾國藩之民族思想》一書。作者在該書《自敘》中表明其寫作目的是：人們往往說曾國藩“為效忠異族，扶滿抑漢，昧於民族大義，甚至詆之為漢奸者”，原因在於“不深諳曾氏所處之環境也”。針對這種情況，作者決心“揆諸本證而協，驗之旁證而通，雖別開生麵，與時論抵牾，然學貴創獲，不尚雷同。……
意在發潛德幽光，使曾氏之苦心孤詣，大白於天下，不致再蒙不潔之名耳”！通過專題性多方位的考察，作者認為：曾國藩實“有功於國家民族”，其“人格”、“學說”、“勳業”是“曆萬古而常新”的，他的確“不失為古今完人之一，允堪為國人效法者”。此書雖從學術的角度糾正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家為突出排滿革命而在民族問題上造成的混亂，其寫作方法也有新穎之處，但它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麵，把曾國藩為清朝封建專製製度死力賣命的“功業”加以全麵肯定和美化。盡管作者一再聲明，他寫作此書的動機是為了在抗曰戰爭的“精神動員方麵”，使國人讀了該書後，“感發興起，同仇敵愾，加強戰鬥意誌，與政府國策相配合，早日逐敵於國門之外”。但作者本人是一個在國民黨中央集訓團黨政班受到蔣介石的言語熏陶，“凜然有動於中”的禦用文人，該書實則是其無法抑製心中的激情而搖動筆杆，借曆史為國民黨統治大造輿論的產物。作者甚至把蔣介石同曾國藩加以對比來探索其中本質的聯係：“總裁與曾氏，雖時代有先後，而其生平誌業行誼，則頗相類似。總裁之黃埔建軍，是猶曾氏之創立湘軍也。而皆遭值世變，秉承中華固有之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環境之需要，氣度宏闊，廣包兼容，堅忍卓絕，力圖自主自強，踐履篤實，以誠為一世倡。”並認為由此可“窺見本黨與湘鄉之淵源”榆。從而，使得該書的政治性大大超過了學術性。
在這個時期，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倡導，曾國藩被尊崇為青年學習的楷模。陳清初的《曾滌生之自我教育》這本小冊子，作為《革命青年叢書》中的一種，於1942年由真實出版社出版，流傳極為廣泛。該書從“養生”、“持身”、“為學”、“省克”、“治世”五個方麵，輯錄了曾國藩的有關言論，並在每篇之前作了詳盡的評析闡發，試圖以此作為座右銘，號召廣大青年像曾國藩那樣進行自我“修養”和“立身行事”。作者指出，“曾滌生生於半耕半讀之家，與國人之一般環境正同”，然而“曾滌生本屬中材”，之所以能“特立獨行，自拔於流俗”，原因就在於他“能一意師心，痛切反省，以倔強之態度，拚命自強”。總之，他的事業的成功，完全歸功於“自我教育”。這類書籍的學術性很弱，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色彩是很明顯的。
曾國藩以儒生領兵，能夠統率數十萬大軍最終打敗太平軍，在種種客觀原因中，他的“知人善任”的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這方麵，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於1947年由交通書局出版，集中論述了曾氏的人才觀及其用人成效的問題，全麵肯定其“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此書雖相較於其他各類有關曾國藩的書籍，學術性明顯增強，但其方法和觀點仍然突破不了資產階級學者的老框框。
1938年，蔣廷黻寫的《中國近代史》作為《藝文叢書》中的一種公開出版，其中專門有一章是論述洪秀全與曾國藩的。作者認為，“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的事業的成功在於組織和訓練湘軍，尤其是他對士兵的“精神教育”。這種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這是因為，曾國藩認識到了“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作者指出，曾國藩為清朝效力的事實是可以原諒的。其理由是：第一，曾國藩的忠君，是由於他所依持的立場是舊禮教，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依靠的對象和基本力量；第二，他寄希望於清政府在經過農民起義的風雨之後，能夠有“相當覺悟”，實行改革自救；第三，最主要的是曾國藩害怕清朝的滅亡，會引起長期的“內亂”而導致亡國之禍。因此，在維持清王朝政局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事業分為了兩方麵進行。一方麵“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麵“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複我國固有的美德”。蔣廷黻認為：“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與此同時，作者認為曾氏的事業不徹底、不成功，仍不能救國救民族的原因，就在於他在西化方麵做得不夠。這是因為：“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作者對於曾國藩對中西文化的選取存在兩麵性的分析，應當說是比較中肯的，但他要求曾國藩“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觀點卻是不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