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上述觀點，彭靖對曾國藩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評價。他認為，不能因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和處理天津教案，就“簡單地給扣上‘漢奸劊子手，和‘賣國賊，的帽子”。他的理由是：就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一個問題來說，“這與太平天國當時所采取的對民族文化不加分析而一概予以抹煞，乃至摧殘的錯誤政策也是不無聯係的”。意即由於太平天國“摧殘”民族文化，所以曾國藩要起來維護中國文化，維護清朝封建統治。進而，彭靖指出：“曆史上的農民運動，是不是都對曆史的發展起了推動的作用？是不是在其起著某些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有其或多或少的副作用？這是一個值得科學地加以分析研究的問題。太平天國運動也不例外。”言下之意是，太平天國並沒有給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推動力，而是“或多或少地起了‘副作用，冶。與此同時，彭靖還指出：太平天國“對封建倫理幾乎全部承襲下來，有些方麵如等級製度、男女之別還變本加厲。甚至連曾國藩尚不願意做的，他們也做了”。在否定太平天國運動的同時，彭靖把曾國藩描繪成一個“愛民”、“養民”、“衛民”的人物。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和結論都是值得商榷的。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階級矛盾的產物。它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的原因。農民起義的前途隻能有兩種：要麼失敗，要麼向封建王朝轉化。它雖然失敗了，但在打擊封建統治、促使封建經濟解體方麵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一點是應當充分認識到的。至於曾國藩與太平天國運動的關係問題，一方麵，他作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員，與太平天國為敵，這是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無需深責的；另一方麵，他不可能站在人民一邊，“愛民”、“養民”和“衛民”針對的是地主階級，這一點又是必須加以譴責的。
針對彭靖的觀點，葉幼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充分估計它的進步作用，反而去強調其副作用，為曾國藩開脫罪責，“其方向是錯誤的”。劉樂揚則認定“曾國藩是反麵人物”。他指出彭靖提出的曾國藩不是“漢奸劊子手”的觀點，“忽略了近代和現代的曆史背景，不提給曾扣上帽子的真象”。這個“曆史背景”和“真象”是：“抗戰後期之所以對曾國藩再加鞭撻，是針對蔣介石吹捧曾國藩的逆風，為其《中國之命運》作陪襯而發的。”曾國藩死後，中國經曆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土地改革等一係列偉大的變革，而“曾氏思想對這些變革所起的是阻撓曆史前進的反動作用，而沒有任何推進的作用”。最後，劉樂揚列舉了曾國藩諸如“掃空數千年文化學術優秀傳統”、“敗壞社會風氣，為百餘年來種種不正之風，種下根源”等十餘條反動的“影響”，對其予以全麵的否定和批判。其實，這種觀點也是不全麵、不客觀和不科學的。譬如，劉以曾國藩的《聖哲畫像記》中所列人物恰當與否來作為判定其“摧殘民族文化”的依據，則是把學術問題與曆史人物的政治屬性等同起來了。
(二）關於曾國藩洋務思想和活動的評價問題
與對整個洋務運動的爭論有關，對於曾國藩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評價問題，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也顯得非常激烈。
第一，關於曾國藩洋務思想產生和形成問題的爭議。王少普指出，曾國藩從封建理學家到洋務派大官僚的思想轉變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由於他比理學中的主敬派實際一些，從而具備了“從地主階級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內在因素”。第二個階段是在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由於國內階級鬥爭激烈，促使曾國藩兼采漢學認識論和治學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開始注意西方情況，重視西方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這就“為其洋務思想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第三個階段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與傳統的封建統治思想相比，曾國藩的思想出現了具有新內容的變化，“在倫理政治觀念上由原來對內維護三綱五常、對外保持天朝至尊，轉變為對內維護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守定和約，。同時，他更重視引進西方技術的活動，認為是‘救時之第一要務，。冶喻盤庚指出，曾國藩洋務思想的產生和形成，與他本人的主觀因素有很密切的關係。這種因素包括：“治學上的開放寬容態度和經世致用之學的講求”；“民族意識和曆史責任感”。尤其是後者構成了曾國藩洋務觀產生的直接的主觀因素。總體說來，“王文”與“喻文”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不同的是一個主要強調外在環境條件，一個主要強調內在心理素質，側重點有所區別。如“王文”認為曾國藩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用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論證對外妥協的合法性”曰而“喻文”則以曾國藩對阿思本艦隊的態度為例，說明他的民族意識是很明顯的，同時這也是他克服重重困難舉辦洋務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