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2章 初版後記(1 / 1)

《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這本書從構思到行將付梓,整整經曆了五年的時間。五年,在人類曆史發展的漫長曆程中雖隻是一瞬間,然而在一個人的生命航程中又有多少個五年呢?書稿殺青,思緒卻如浩浩長河奔騰翻湧。

雖然,曾國藩的故裏距離我的家鄉隻有四十多華裏,但是除在兒時從父老鄉親口中得到一點有關曾氏的遺聞之外,在1983年之前我對曾國藩這個人沒有作過認真的研究。1984年春,我有幸參與湘潭大學承擔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項目之一的《曾國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研究工作。起初,我以為這是標標點點、無學問可言的事情,後來在實際工作中體會到,我的想法錯了,這其中還大有學問在院要整理好一件奏摺,就必須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尤其是對曾氏本人的思想和言行必須有著較為係統全麵的分析考察。我在師長們的關照指點之下整理奏稿的同時,開始對曾國藩的思想言行進行了解和探索。1984年秋,我暫時放下奏稿的整理工作,受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林增平、王永康二位恩師。在那裏,我在較多地接觸到有關曾國藩研究資料的基礎之上,於1985年初形成了寫作一本有關曾國藩研究著作的念頭。

曾國藩是近代中國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百年以來,譽之者褒為“一代完人”,毀之者貶為“千古罪人”。盡管毀譽有天壤之別,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則又是誰都不能忽視的。正因為如此,在學術界尤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許多專家學者已在各方麵進行過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寫作並發表了不少論文論著,在這樣一種研究成果眾多的條件下,要對曾國藩這位極為複雜而又極為重要的曆史人物作出新的評價,就我個人水平來說,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通過反複思考,我決心從中國近代文化史的角度來對曾國藩的思想和言行以及給後世留下的影響予以分析考察。但苦於自己學識譾陋,也由於教學和其他科研工作的繁忙,乃至人事糾紛的困擾,使得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幾度輟筆,又幾度拾筆,斷斷續續終於勉力脫稿。

在寫作本書過程中,北京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和曆史係資料室、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湘潭大學圖書館和曆史係資料室等單位,在資料的查詢借閱方麵給予了無私的支助,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林增平恩師已年屆古稀,卻字斟句酌,審閱了書稿,並為拙著撰寫了序言,其獎掖提攜之恩,令後學沒齒難忘;在教學科研之餘,鬆林先生亦審閱了全書書稿,並動筆糾正了初稿中一些錯誤,師友間誠摯相助之情,無以言表。我在寫作本書之前,曾得到陳旭麓、王永康二位恩師熱情的指點。今天,書稿行將付梓,二位恩師卻已長眠九泉。師恩浩蕩,無以為報,謹以此書寄托哀思;此外,在寫作本書過程中,還得到韓長耕、唐兆梅、荀昌榮、饒懷民、段雲章、郭漢民、周秋光、王曉天、傅誌明、歐陽哲生、鄭炎、鄧新華、庹平、林建曾、王傑、倪俊明、楊國強、熊月之、曹九秋、黃藍青、柳樹林、劉昌隆、謝龍翔、吳細慈、肖暉、丁雲輝諸師友在學術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指導。

如此厚德高誼,一並謹申感謝。

本書寫作,我吸收了學術界大量有關曾國藩的研究成果,掠人之美甚至多,尤其《曾國藩研究論文集》、《曾國藩評傳》、《曾國藩的治學方法》、《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等著作的研究成果,使我獲益匪淺。

我學識淺薄,閱曆有限,雖矻矻求學,仍一知半解,本書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同行和熱心讀者指誤糾謬,批評匡正。

成曉軍

1990年12月於湘潭大學困知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