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曾國藩論稿》附錄之“家學傳統人生情趣‘曾學，研究”一文中發出感言：“人生苦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還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心安理得，舒心踏實。”當我接受重慶出版社溫遠才先生交給我的修訂增補《曾國藩家族》、《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等四部書稿的任務後，連續數月幾乎夜以繼曰不知疲倦地筆耕不止，尤其是在暑假期間非常艱難而自得其樂地將《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修訂增補完畢，動手寫這篇後記的時刻，既為十五年前付出的巨大辛勞感到自豪，也為已進入知天命之年的我仍然保持著做學問的旺盛精力和濃厚興趣而欣慰不已。這就印證了“還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心安理得，舒心踏踏實”此話誠不為虛言也。
《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之修訂增補工作，的確比此次修訂增補的其他三部書稿中的任何一部書要難得多，付出的精力和心血要多得多。這是因為，該書係十五年前之作，某些觀點帶有當時環境條件對學術界影響製約的深深痕跡，此次修訂增補機會難得，故在這方麵下了許多功夫，盡力反映我最新的學術觀點。這就需要思考，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勞。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嶽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尚未整理出版齊全，很多資料從光緒二年（1876年）傳忠書版或民國年間的東方書局版和世界書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中引用而來，此次修訂因無舊版對照，故查找異常辛苦，有時幾乎要通讀全部嶽麓版詩文集、書信集方能獲得結果。每當此時，心煩意亂，情緒波動不已。但一想到史學工作者肩負的曆史責任和時代使命，一切煩惱也就煙消雲散了。這是實話，絕無虛言。正因為具有這樣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我能克服一切困難，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旺盛的精力來對待此書的修訂增補，力圖使之能代表我的最新學術水平。
此外，促使我格外小心謹慎，戰戰兢兢，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等書不敢絲毫怠慢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此書出版後先後三次發行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少人給予了肯定的評價，獲得過湖南省社科成果優秀專著獎和中南六省優秀圖書獎，許多論文和專著將此書列為重要參考文獻或重點參考節目，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等權威機構對此書也給予了充分肯定。我自知學術水平有限，該書存在不少缺點錯誤，暗暗提醒自己應把此次修訂增補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要辜負讀者一片厚愛之情。故在此次修訂增補過程中，不僅對某些論點作了修訂，而且將其印刷錯誤加以了改正；不僅引文資料全部采用最新版本，而且還對原書章節作了稍許調整，由原來八章改為九章。附錄之《一百三十年來曾國藩研究述評》主要是想給研究者提供一個完整的參考資料，用以推動“曾學”研究更上一個台階。據初步估算，此次修訂增補文字包括內容的增加、修訂，資料出處修訂為最新版本等，大約達到八萬字左右。還須指出的是，在寫作《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的過程中，我前後參考了二百多種文獻資料，此次修訂增補時則附錄有主要參考書目。
十五年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出版時，客觀政治環境還有一定局限，並非現今這樣寬鬆和諧。因此，我在當時不得不采取“曲線救國”的方式對曾國藩的功過是非盡力作出客觀評判，尤其是對於曾國藩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問題，我盡力避免簡單正麵式肯定，但細心的讀者則能感覺到我“曲線救國”的深層用意所在。尤其是拙著每章最後一節闡述曾國藩思想對後世的影響，獨辟門徑，為他書所少有。正是這部分內容使得《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具有獨特個性，也為研究者所重視，並從中受到啟發而對曾國藩的功過是非有了較深入的了解。這是讓我特別感到欣慰並引以為自豪的。因而此次修訂增補時，在對原有文字加以保留的基礎上增加了部分內容。這是需要加以特意說明的。
初版《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的寫作出版，得到了諸多師友的關愛支助，盡管此前--作了鳴謝，但仍有數人不能忘懷。此書選題創意者劉剛強先生開拓之功不可滅，扶植獎掖之情沒齒難忘。譚鬆林先生對初搞存在的問題作了規範性糾正，使拙著避免了不少錯誤，師友之情，兄弟之誼，成為激勵我嚴謹治學的一種動力。
陳旭麓、林增平和王永康等先生從私淑兼親炙的角度視我為他們的特殊學生，對我的學業給予了出自內心的關照。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教育部規定高校青年教師必須有研究生以上學曆或進修碩士學位四門以上課程方能晉升講師，我這個“工農兵學員”出身的大學教師因外語水平較差，一直未敢報考研究生，麵對這種局勢，頓時傻了眼。情急之下，我給陳旭麓先生（他是我的同鄉前輩）寫信，提出到他身邊既進修研究生課程又做專題研究的要求。陳先生非常讚同我的意見，爽快答應我的要求。但我考慮到兒子成智尚隻四歲，愛人宋素琴正在準備報考研究生，如果脫產到上海去進修，家庭無法照顧，於是複信陳先生請其推薦我到湖南師範大學林增平先生處專職進修。很快，林先生給我來信表示熱烈歡迎。林先生在信中說：“不要再猶豫了，孤注一擲，成敗在此一舉”。就這樣，我的學業不僅得到陳先生的指點，而且更有機會獲得林先生的直接熏陶。從而，《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的寫作實實在在得到了陳、林二先生的指教點撥。書稿寫成後，陳先生已去世，林先生則在病中特意為之親自作序予以鼓勵。古代中國人很重視文字的真實性，要求“立言”之說對後人負責。我力求這樣做。所以，我在這裏無半點假話虛言借名人之名糊弄人；我是懷著異常崇敬感激的心情對陳、林二位先生和王先生加以深深思念的。這種感激之情，思念之情自陳、林、王三位先生去世之後更加刻骨銘心。記得在陳旭麓先生逝世的追悼大會上我撰寫的挽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