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迎接年的，不是燈籠、春聯和爆竹，而是年畫。
我家貼年畫總是在臘月二十七、二十八的晚上，這是全家人都要參與的一項最美麗最快樂的勞動。我們把炕擦得又光又亮，將從城裏書店買來的卷在一起的年畫在炕上展開，隨著一股芳香的油墨味飄揚而出，年畫那鮮豔的油彩也就撲入眼簾了，讓人仿佛在瞬間看見了春天。這時候年畫成了太陽，而我們是葵花，我們的腦袋都探向它，沐浴著它散發出的暖人的光澤。我們一張張地欣賞著年畫，議論著該把它們貼到哪個屋子的哪麵牆上。通常來說，大屋中的北牆是貼年畫最重要的位置，因為這麵牆最為寬大，而且由南門進得屋子，最先看到的就是這麵牆。還有，大屋的炕上住的是父母大人，他們躺在炕上，抬眼就可看到對麵的北牆，如果那上麵張貼的畫不夠精彩和悅目的話，想必他們也會覺得壓抑的。不過在選擇北牆的年畫上，爸爸和媽媽常常意見不一。爸爸喜歡那些故事性強的、筆法細膩靈動、色彩雅致的，如《武鬆打虎》、《三打祝家莊》，而媽媽喜歡那些富有民間傳奇故事色彩並且畫麵印有吉祥圖案的年畫，比如楊柳青年畫，那裏麵要金麒麟有金麒麟，要荷花有荷花，要鯉魚有鯉魚，要壽桃有壽桃，這就很符合媽媽的審美觀、理想觀。我們姊妹三人在他們意見相左時是做評判的，弟弟由於跟爸爸媽媽睡一鋪炕，他很有發言權。他要是相中了哪一張，就拿著圖釘往北牆摁了，而那畫麵上基本是些舞槍弄棒的古裝畫，這遂了爸爸的心意，媽媽卻不很高興，但大人過年原本就是為了哄小孩子過的，媽媽也不說什麼，趕緊折中揀上一張《豬八戒背媳婦》的畫擠上去，使那帶金戈鐵馬的畫麵有了點喜慶的氣氛。我和姐姐住的屋子，張貼的基本是那些胖娃娃與花朵的年畫。當然，有的時候也有人物畫，比如《紅樓夢》中的《晴雯撕扇》、《探春結社》、《寶釵撲蝶》、《黛玉葬花》等畫，還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我媽媽不喜歡我們貼《黛玉葬花》，嫌那畫麵太淒涼。就是表現龍梅和玉榮保護集體羊群事跡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媽媽也不喜歡，她大約怕我和姐姐也遭遇那樣的暴風雪吧。最後上了我們屋子牆壁的，都是些光著屁股的童男童女，他們往往腳踏金麒麟或滿載金元寶的船，懷抱紅鯉魚或者大壽桃，腳腕和手腕上套著瑩光閃爍的珍珠，脖子上戴著金項圈。畫的四周又往往環繞著紅牡丹和“福”字，看上去熱鬧而俗氣。我最不喜歡年畫上印有“福”字，如果它出現在畫的邊緣倒也可以忍受，倘若畫麵的中心是一個胖娃娃舉著個巨大的“福”字，我就不能容忍了，一定堅持不能上我們小屋的牆。因為除夕貼春聯時，所有的門窗都要貼上大大小小的“福”字，這張麵孔熟得不能再熟了，已經讓人生厭。所以到了正月裏，風把門上的“福”字刮掉，狗叼著它，舔舐它背後用麵粉打成的糨糊時，我就有一種快感，想著它為了給人昭示好運而忍饑受凍地站著，最終卻落到了狗嘴裏，實在是開心。
年畫被分派好位置後，各就各位就很容易了。通常是父母一手拈著畫的一角，一手拿著圖釘張貼，而我們坐在炕上幫他們看畫與畫之間對得齊不齊。我們的眼力有時也出問題，待畫貼好了，從炕上跳到地上再仔細一望，原來貼歪了，於是大家就在笑聲中重來，這更讓人感覺到年的滋味的濃鬱。
正月裏，家家都掛著花燈，城裏的秧歌隊也會走上十幾裏的山路來我們小鎮表演。我家掛的燈籠，總是紅色的宮燈，而糊燈籠是我的活計。也許因為我是正月十五燈節出生的緣故，而且乳名又喚做“迎燈”，所以他們總是把與燈有關的活派給我。很奇怪，我在繡花和縫紉上笨手笨腳的，但糊燈籠卻是無師自通，十分嫻熟。我知道將紅紙裁剪成什麼形狀，就能恰到好處地糊在燈籠的骨架上。糊的時候還要掌握好鬆緊度，太緊了容易使燈籠像熟透的果子而綻裂了皮，太鬆了紙張又容易起褶皺，使它看上去就像生了皺紋，老氣橫秋的。我糊燈籠的時候，媽媽往往會擺上一盤炸的江米條來犒勞我，我像狗一樣用舌頭舔著它吃，不敢伸手去抓，怕手沾上油汙，弄髒了燈籠。由於愛燈籠，所以年畫中出現它的影子，我是不厭煩的，而且隻喜歡紅色的宮燈，它看上去飽滿而又美觀。至於走馬燈、南瓜燈，我就沒有那麼熱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