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北方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沉睡的大固其固》，引起了著名評論家曾鎮南先生的注意，他在一篇論及黑龍江小說創作的文章中，對此作讚賞有加。同年，這篇小說被《小說選刊》轉載。1986年3月，我又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中篇《北極村童話》，一些期刊的編輯，由此注意到了一個在北部邊地寫作的年輕人，開始向我約稿。在不到兩年的時間，我發表了一係列作品：《青年文學》上的《北國一片蒼茫》，新創刊的《中國》雜誌上的《初春大遷徙》，《山西文學》上的《魚骨》，《北方文學》上的《葫蘆街頭唱晚》等。
對於一個無名作者來說，能夠在刊物上發表作品，已經很知足了，我從來沒敢奢望過出書。大約是1988年吧，曾鎮南先生對我說，作家出版社有一套“文學新星叢書”，是專為沒有出過書的新銳作者設置的，他推薦了我的作品，希望我的書能夠被納入這個書係。很快，出版社通知我編輯作品，做出書的準備。就這樣，我選擇了兩部中篇、十一個短篇，把它們交給了責編張水舟先生。
按照這套書的體例，必須有序、作者小傳和一幅作者的漫畫像。曾鎮南先生比較熟悉我的作品，“序”自然由他來做了。他在肯定我作品的同時，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和建議，比如“一個真正洞察人間煙火的作家，是不能回避對現實關係、對社會衝突的認識和藝術掌握的。這一方麵，遲子建還顯得稚嫩了一些”。這段話，二十年後來看，對我和文壇，仍具有警示作用。
編輯作品的那一年，我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那個時期，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先生，剛好在黑龍江大學做外教，他是個蕭紅迷。他從王觀泉、魯秀珍老師那兒，了解到我的作品，選中了《葫蘆街頭唱晚》，翻譯成英文，刊登在香港的《文星》雜誌上。所以我作品最早的譯者，是如今聲名日隆的葛浩文先生。這一年的初夏，他來北京講學，得以相見。有一天，他突然打電話問我，喜不喜歡魯迅的作品，我說當然。他很高興，神秘地對我說，那我帶你去看魯迅。我們來到三裏屯，敲開了一座舊樓中的一個單元門。原來，他帶我拜望的，是著名畫家裘沙和王偉君夫婦，他們以為魯迅作品做插圖而聞名。裘沙先生佝僂著腰，麵容清臒，話語不多；王偉君女士則端莊大方，善談一些。我們一邊喝茶，一邊看他們展開的一幅幅畫卷——祥林嫂、阿Q、孔乙己……那個魯迅筆下的蒼涼世界，穿過半個世紀的風雨，硬朗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們給夏日的陽光，平添了一抹憂鬱的色調。那時我正為新書扉頁的漫畫像發愁，不知該請什麼人畫。這次聚會後，我試探著給裘沙先生打了個電話，問他可否幫助我。裘沙先生客氣地說，他不畫漫畫，倘若畫的話，以他畫魯迅的筆，會把我畫得老相。他推薦了他的兒子，說他可以。裘大力那時好像在中央美院讀書，印象中是一個高而瘦、略微靦腆的青年。就這樣，一個午後，我來到裘沙先生家，由裘大力做了我的漫畫像。畫中的我，還戴著一枚戒指。我們那個地方的老輩人，都說戴金子壓驚辟邪，所以家人送了我一枚金戒指。我把它戴到了無名指上，在大人堆裏，扮出一副心有歸屬的模樣。而其實，那個時期，人看上去興衝衝的，實則心是空的。如今，這戒指早就不知扔哪兒去了。我不喜歡金子，而且到了寵辱不驚的年齡，是不需要什麼東西來為自己“壓驚”的了。
序言和漫畫都有了，我撰寫了小傳。其中的一句話，如今讀來感慨萬千：“她崇尚悲劇，但並不喜歡為悲劇而流淚。她認為無論是生活還是文學，麵對的往往是失敗的命運。”那個“她”，當然是自指。當時我二十出頭，應該說正處在花樣年華中，可卻說出如此悲觀的話來，看來在我的天性中，對生命和藝術，始終滿懷憂傷和惆悵。
“文學新星叢書”出到我們這一輯，是第六輯了。除了李曉、龐澤雲和韓春旭，還有阿來。同一輯的人，就是一個小小的團體，雖然大家疏於聯係，但在報刊上看到他們的名字，還是無比親切，因為我們來自同一組織啊。
我這本書的名字是《北極村童話》，這個書名像我的乳名一樣，雖然後來不常有人叫了，但隻要想起來，心底還是熱乎乎的。它三十二開的小開本，白地封麵上有一座木刻楞房屋的剪影，屋頂是白色的，看來它是雪中的屋子。這本書定價兩塊七，在當年，算是不菲的價格了。因為在此之前，買一套三卷本的上海譯文出的但丁的《神曲》，還不足四塊錢。去年，我到大連參加王安憶女士的作品研討會，安憶帶的研究生李一對我說，她在上海的一家舊書店買到了這本《北極村童話》，店主要了她二十塊錢。我知道，聰明秀婉的李一，並非是為作品的內容而去的，她要的，大約是那個文學時代的氣息吧。
這本小巧可愛的書，像一個淺淺的腳印，留在我創作的路上。這個腳印不會因為我走得遙遠而看不見了，因為你無須回頭，隻要還能聞到露水和野草的氣息，就知道，那個腳印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