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預感是準確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點那些嶄新的白牆紅頂的房子，多半已經空著。那一排排用磚紅色鐵絲網攔起的鹿圈，看不到一隻馴鹿，隻有一群懶散的山羊在雜草叢生的小路上逛來逛去。根河市委的領導介紹說，馴鹿下山圈養的失敗和老一輩人對新生活的不適應，造成了獵民一批批的回歸。據說馴鹿被關進鹿圈後，對喂給它們的食物不聞不碰，隻幾天的時間，馴鹿接二連三地病倒了。獵民急了，他們把馴鹿從鹿圈中解救出來，不顧鄉裏幹部的勸阻，又回到山林中。我追蹤他們的足跡，連續兩天來到獵民點，傾聽他們內心的苦楚和哀愁，聽他們歌唱。鄂溫克獵民幾乎個個都是出色的歌手，他們能即興歌唱。那歌聲聽上去是沉鬱而蒼涼的，如嗚咽而雄渾的流水。老一輩的人還是喜歡住在夜晚時能看見星星的希楞柱裏，他們說住在山下的房子裏，覺都睡不踏實。而年輕的一代，還是向往山外便利的生活。他們對我說，不想一輩子尾隨著馴鹿待在沉寂的山裏。鄂溫克人不善掩飾，他們喜怒形於色。有一次我提了一個他們忌諱的問題，其中的一個老女人立刻板起臉，指著我大聲說：建建是個壞蛋！（在那兩天，他們都叫我建建。）而當我與那個老女人聊得投機時，她依然是親切地叫我一聲“建建”，然後捏出一撮口煙，塞進我的牙床裏。當我被辛辣的煙味嗆得跳了起來的時候，老女人就發出快意的笑聲，說：建建是個好人！
在那無比珍貴的兩天時間中，我在鄂溫克營地喝著他們煮的馴鹿奶茶，看那些覓食歸來的馴鹿悠閑地臥在籠著煙的林地上，心也跟著那絲絲縷縷升起的淡藍色煙靄一樣，變得迷茫起來。由於森林植被的破壞，如今馴鹿可食的苔蘚越來越少了，所以他們即使回到山林了，但搬遷頻繁。他們和馴鹿最終會往何處去呢？
回到根河，我聽說畫家柳芭的母親因腰傷而從獵民點下山來，住進了醫院，我便趕到醫院探望她。我不敢對躺在病床上的虛弱的她過多地提起柳芭，隻想靜靜地看看養育了一位優秀畫家的母親。當我快要離開的時候，她突然用手蒙住眼睛，用低沉的聲音對我說：柳芭太愛畫畫了，她那天去河邊，還帶了一瓶水，她沒想著去死啊。
是啊，柳芭可能並沒想到要去死，可她確實是隨著水流消逝了，連同她熱愛著的那些絢麗的油彩。我的眼前突然閃現出了在悉尼火車站看到的土著男人一次次地把食物送到妻子麵前的情景，這些少數民族人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溫暖，令我無比動情，以至於在朝醫院外走去的時候，我的眼睛悄悄蒙上了淚水。
我覺得找到了這部長篇的種子。這是一粒沉甸甸的、飽滿的種子。我從小就擁有的那片遼闊而蒼茫的林地就是它的溫床，我相信一定能讓它發芽和成長的。
回到哈爾濱後，我用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鄂溫克曆史和風俗的研究資料，做了幾萬字的筆記。到了年底，創作的激情已經閃現，我確定了書的標題——《額爾古納河右岸》，並且寫下了上部的開頭：“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這是一個我滿意的蒼涼自述的開頭。不過，確定了敘述方式和創作基調後，我並沒有接著進行下去，因為春節的腳步近了，我想把它帶回故鄉，過完年以後再寫。我覺得它應該是一部一氣嗬成的作品，它還該是一部有地氣烘托著的作品，那麼春節後在故鄉用完整的時間營造它是最理想的了。
除夕爆竹幽微的香味還沒有散盡，正月初三的那一天，我便開始了長篇的寫作。書房的南窗正對著一帶覆蓋著積雪的山巒，太陽一升起來，就會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書桌前，晃得人睜不開眼。如果拉上窗簾的話，就等於與壯美的風景隔絕了。於是我把廚房的方桌搬來，放置在書房進門的地方。這樣我倚著北牆，中間隔著幾米可以削弱陽光強度的空間，仍然能在寫作疲勞時，抬眼即可望見山巒的形影。
方桌上擺著一盆我愛人生前最喜歡的花，它紛披的嫩綠葉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時候，溫柔地觸著了我的臉或手。寫作是順暢的，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障礙。我每天早晨八點多起床，早飯後，打掃過房間，就開始工作。到了中午，簡單吃點東西後睡個午覺，起來後接著工作。到了傍晚，我會像出籠的小鳥一樣，一路歡快地奔到住在姐姐家的媽媽那裏，飽餐一頓。她每天都會為一家人準備好豐盛的晚餐。她說我寫長篇費腦子，所以總想在飲食上給我補足了。對著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我總要喝上幾杯紅酒。家人怕我晚上回去後又要接著寫作，總是以菜好為借口，鼓勵我多喝幾杯，想讓我醉醺醺地回去後，隻有一個睡的心思。但我從不上當。我每天晚上還要寫兩個小時呢。我弟弟知道我喜歡吃魚，便與打魚人聯絡好了，隻要捕到了新鮮魚，就打電話給他，喚他來取。溫暖的親情和可口的飲食，對我來說就是催生種子發芽的雨露和清風。
寫累了的時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巒。冬天的時候，山下幾乎沒有行人。有的隻是雪、單調的樹和盤旋著的烏鴉。有的時候，我會在相對和暖的黃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滿眼所見的蒼茫景色與我正寫著的作品的氣息是那麼地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