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到台灣後，趕上《自由中國》創刊，雜誌社正缺一位負責文稿的編輯，愛好寫作的她就應聘去了那裏，賺錢貼補家用。《自由中國》是由雷震先生主持的，他1917年就加入了國民黨，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許多要職，1949年到台灣後，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而《自由中國》的發行人，是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對於這個刊物，聶華苓是這樣說的：“是介乎國民黨的開明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個刊物。這樣一個組合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支持並督促國民黨政府走向進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顯然，這是一份政治色彩濃厚的刊物。對政治並不感興趣的聶華苓，像這個陣地牆角一朵爛漫的小花，安靜地釋放著自己的光芒。經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以及柏楊的小說和餘光中的詩，這些已成經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場了。如果說《自由中國》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話，這些作品，無疑就是鑲嵌在布邊的流蘇，使它多了份飄逸和俏麗。然而，政治的台風，很快席卷了《自由中國》，因為夏道平執寫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自由中國》和台灣統治權力者發生了最初的衝突，胡適在此時發表聲明，辭去了發行人的角色。其後，又因為一篇《搶救教育危機》，雷震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1955年，國民黨發動“黨員自清運動”，《自由中國》又發出了批評的聲音。到了蔣介石七十大壽，《自由中國》在祝壽專號中，批評違憲的國防組織和特務機構時，這本刊物可以說是已成為風中之燭。《自由中國》除了發表針砭時弊的社論，也登載反映老百姓民生疾苦的短評，雷震成了台灣島的“雷青天”。胡適回到台灣後，1958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期間，雷震與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雄心勃勃地籌組新黨。雷震邀請胡適做新黨領袖，胡適沒有答應。但胡適是支持雷震的，說他可做黨員，待新黨成立大會召開時，他也會去捧場。我以為，以胡適的政治眼光和看待曆史的深度，他是看到了雷震的未來的——不可逃避的鐵窗生涯。他沒有阻止，反而推波助瀾，我想他絕對沒有加害雷震的惡意，在他生命深處，真正渴望的，還是做一個自由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徐複觀有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他這樣寫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良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這話可謂一語中的。雷震其實就是一麵豎立在胡適心牢中的正義和博愛的旗幟，有他，他會受到默默的激勵；而當他倒伏時，盡管胡適也是痛楚的，但因為這麵旗幟是倒在了心中，他便想悄悄把它掩埋了。胡適自稱是個懷疑論者，徐在比較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胡適和陳獨秀時，有過這樣精辟的論述：“胡適之性格衝和，寬大，平正，陳獨秀性格淩厲，獨斷與偏激”，他指出胡適的性格中有“矛盾性與妥協性”。所以當1960年9月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亂”的罪名被捕入獄，殷海光等人挺身而出，為雷震喊冤時，胡適隱於幕後，隻以“光榮的下場”這句“漂亮話”，打發了世人期盼的眼神。胡適以為他可以苟活，但是他錯了。雷震入獄僅僅一年半以後，他在一個酒會上致辭時，猝然倒地，帶著解不脫的苦悶，去了那個也許是“萬籟俱寂”，也許仍然是“眾聲喧嘩”的世界。那一刻，他才真的自由了。
我喜歡《自由中國》的殷海光，這個畢業於西南聯大的金嶽霖先生的弟子，正氣、勇敢、浪漫，充滿詩情。受雷震案的牽涉，他雖未入獄，但一直受到特務的監視和騷擾。這個聲稱“書和花，應該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起碼享受”的知識分子，最初是反對傳統的，主張中國未來的道路是全盤西化；可在他蒼涼離世前，他頓悟：“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異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鐵骨錚錚的雷震和傲然不屈的殷海光，最終長眠在“自由墓園”中。以他們的人格光輝，是擔得起“自由”這個詞的。
我想，聶華苓身上的正直和無私，她男人般的俠肝義膽，古道熱腸，無疑受了雷震和殷海光的深刻影響。也就是說，她的軀幹，之所以沒有在非常歲月中，被狂風暴雨摧折，與他們有形無形的扶助，是分不開的。
1951年，聶華苓的弟弟漢仲在空軍的一次例行飛行中失事身亡，她所供職的《自由中國》蒙難，家門外一直有特務徘徊，接著是母親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無救”狀態。此時的聶華苓，可以說是陷入了生命的低穀。但是命運仿佛格外眷顧這位聰明伶俐的女子，就在這個陰氣沉沉的時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現了。這道光，照亮了她的後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