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人總喜歡走極端，中國的教育也不例外。從前是“板子南山竹，不打書不讀”，“嚴師出高徒”；現在呢，則禁止一切形式的處罰學生，身體上的處罰固然不行，言語上、行為上的處罰也不行。即便是學生違紀犯法，甚至侮辱毆打教師，你也拿他毫無辦法，隻能學一學基督徒：他打你的左臉，你就連右臉也伸過去讓他打。有人說現在的學生就是上帝，我看這個比喻不妥，因為按道理講，上帝是不會侮辱毆打基督徒的吧？我們說“顧客是上帝”，但是顧客也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範，否則就要受到處罰。那麼學生呢？有人說，學生是未成年人，還沒有接受處罰的行為能力，這話我不知道對不對，但是他們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呢？應該有接受處罰的行為能力吧？不應該對他們承擔責任嗎？更有人說，學生教育不好，完全是學校和教師的責任，這話更是無知，家庭是學生教育的第一環境，社會是學生教育的最終環境，學生教育的好壞，家庭和社會是應該承擔重大的甚至是關鍵的責任的。
現在的學生，來自九流三教、形形色色的家庭，他們在進入學校教育之前，早已遠不是一張白紙了，那種想在一張白紙上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天真想法是非常不現實的，那種認為“沒有不好的學生，隻有不好的教師”的說法，更是一種坐在辦公室空談的理想主義，甚至比這更可怕，因為這簡直就是“殺教師論”。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也等於說沒有不好的百姓，隻有不好的官；沒有不好的下屬，隻有不好的上司。這顯然是荒唐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還要這麼多的法律和監獄幹什麼？有人會說，學生不同於百姓，因為他們是受教育者，不錯，可是，他們不僅是受學校教育，而且還要受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很難想象，一個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嚴重不良的學生，能夠在常規的學校教育手段下教育好。也許他最終可能教育好，但這決不是常規的學校教育手段能辦到的。何況在現在的教育輿論和教育環境下，學校對於不良學生的教育和處理手段是那麼的蒼白無力，甚至於連教師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
現在的教育輿論和教育環境是，學生隻能受保護，不能受處罰。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學校教育的極大被動。教師呢，管不了的學生就不管，教不了的學生就不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我們沒辦法教他，社會法則會教他。學校呢，安全第一，教育第二，不出事就行。甚至寧願死教師也不願死學生，死個教師不過是幾個花圈，死個學生可不得了，從下到上，判刑撤職，還得經濟賠償。總之是不要去管學生，特別是那些不良學生。
但是，這種放任式的無可奈何的學校教育，對於學生我們，對於家庭，對於社會，有什麼好處呢？中國的管理，從來主張“恩威並用”；中國的教育，從來主張“獎罰分明”，這也是一種國情吧？所以我認為，對於不良學生的教育，該處罰的時候，還是要理直氣壯地給予處罰。隻獎不罰，隻罰不獎，毫無疑問，都是不利於學生的健康成長的。什麼叫因材施教？應該鼓勵的，要鼓勵；應該嚴格的，要嚴格；應該處罰的，就不能處罰了嗎？孔子是中國的大教育家，即使是按照今天的素質教育理論來評價，說他是素質教育家也不為過吧？可是他對子路和冉求的態度，也並不相同啊！他對冉求的態度是“進之”（鼓勵），而對子路的態度卻是“退之”。
談到處罰，許多教師頗有些後怕。現在的學生的確是太難教了，既是家長的寵兒，又是社會的寵兒，隻能寵著，寵著。學生違犯了紀律，教育呀，教育呀！學生觸犯了法律，教育呀，教育呀！以至學生走上社會，該承擔社會責任了，他仍然把違紀犯法當作兒戲：殺了人，認個錯，寫個檢查，保證下次不殺，不就行了嘛！有些教育專家甚至主張學生連檢查都不應該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