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述的通過傳媒監督實現傳媒救濟方式外，傳媒還可以通過喚起風險責任者的責任意識和道德情感，以“內化”的方式推動風險分配正義實現。2007年9月10日，浙江衛視《公民行動》播出的節目叫《肇事車主，決不放過你》。節目反映的是一個13歲少年的不幸家庭遭遇。母親在他13歲的時候因患癌症去世，父親又被一輛肇事汽車撞死，肇事者逃逸，於是生活沒有任何著落。欄目組雖努力幫助尋找肇事者，但未果。欄目主持人東方月在節目結束時凝重而誠懇地說：“一個人的一生難免會在自己都不願意的情形下犯錯，但重要的是我們有勇氣來承擔責任——你（指肇事司機——筆者注）的出現，對一個13歲的孤兒以及你自己來說，都將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顯然，主持人的呼喚對於喚起責任人的道德良知以及促進風險分配正義的實現具有積極意義。
在追求風險分配正義的同時，傳媒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要防止“自我正義”的出現。這一概念是貝克在論及9·11後的世界風險社會的恐怖襲擊中提出的。自殺性恐怖襲擊者“他們在試圖充當檢察官角色、法官角色和立即執行權力的執法者角色以維護所謂的正義的時候，製造了現代聞名世界的慘案和災難。這種典型的自我正義在國際關係中必須得到克服。即使人們在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候，在克服所謂的自我正義方麵還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現代社會風險中也存在“自我正義”邏輯，表現為個人所持有的關於風險分配私人性正義觀念。這種觀念如果與社會正義不一致，將導致一係列的社會後果。
如一些人會采取一些極端的手法（如毀滅他人或自己）以獲得“自我正義”結果，由此帶來的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個案性，或個人化趨勢，並可能導致社會運行成本增加。特別是在現代社會風險語境下，社會中的基因工程、化學產品風險等讓傳統的理性計算難以把握，風險的跨地域性使得經濟賠償無法實現，風險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監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風險發生的時空變化無法確定風險；常規程序和標準無法把握事件產生的多樣結果。這些都容易讓遭受損害的個體認為風險分配比自己應承擔的責任要多，或者比自己被引導去期待的責任還多，因而產生相對剝奪感，於是傾向於尋求自我正義。傳媒除了通過發現社會製度設置的不足來敦促相關部門完善風險救濟外，還應當通過“自我正義”實施者前後的狀況進行引導和剖析，以讓更多人從中疏導、獲得啟迪。遺憾的是，類似的節目並不多，對“自我正義”實施者之後狀況的剖析也主要集中在法製頻道的欄目如《懺悔錄》。從受眾的廣泛性來說，這遠遠不夠。當代一些較知名的引導式訪談節目如《誰在說》、《人間》等，又過於關注於情感世界而非更廣闊的社會風險領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其次，傳媒在促進風險分配正義實現的過程中要避免陷入傳媒中心主義的陷阱。這種陷阱本質上是傳媒權力膨脹以及傳媒對自我角色意識的把握存在偏差所致。社會風險的化解、規避，以及風險分配正義的實現，從長遠來說需要在政府主導下的全社會參與。因此，傳媒在這一過程中的另一個職責是如何有效督促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有效行動起來，而不是將傳媒的促進功能擴大到脫離現實的程度。地方台的民生新聞欄目已經感受到這一點：由於之前這些欄目對一些瑣碎問題的廣泛參與，已經對受眾形成思想誤區，認為該欄目就是幫老百姓解決一切問題的部門。一旦欄目欲改變被人指責為過分瑣碎現狀的時候，這又使得有些受眾認為欄目開始失職，失去了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的功能。在采訪時，欄目的記者往往會被圍觀的群眾指責說自己之前遇到什麼樣的事，欄目沒有派記者來采訪。造成的後果是，欄目在受眾中的公信度開始下降。2008年筆者的學生劉波在一家地方電視台實習的時候對此深有感觸。其實，不僅地方台，即使是中央電視台也是如此。《新聞調查》欄目麵對大量求助信的時候，也隻能感歎“雖然被人們當作‘包青天’，實際上什麼也包不了”。《焦點訪談》則對自己的角色認識比較到位。在該欄目組的工作者看來，《焦點訪談》就是一個新聞欄目，它不可能也不允許替代公、檢、法部門，也不可能更多地扮演政府決策機構的角色。他們認為，欄目自身越是受到關注的時候，越要求記者謹小慎微，把握好自己的度。對於這一點，傳媒在思考自己角色的時候，應保持這種謹慎態度，防止傳媒從以前的社會參與不足發展到對社會幹預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