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警惕傳媒風險
理論上說，從傳播行為出現開始就伴隨信息風險，並主要表現為信息的不確定性，甚至是錯誤信息、信息侵害。但隻有到了當代傳播語境，特別是在媒介化社會條件下，這種信息的風險性才達到極致。近些年，中國先後都發生過與傳媒相關的風險事件。加之傳媒係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往往成為政府的代言人，公眾對傳媒係統的信任與否將直接影響到對製度的信任與否，傳媒風險由此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因此，對於社會風險的治理同樣需要對傳媒自身的風險有明晰的認識，並加以有效地治理。下述主要從認識層麵、傳媒報道層麵、經營層麵來說明傳媒可能出現的風險。
一、三重現實下的雙重誤讀
這是從認識層麵來說的，三重現實指的是社會現實、媒介現實、主觀現實，以下的論述主要以此展開。
媒介現實指的是媒介對現實的記錄、反映所呈現的印象世界。傳媒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通過對信息的選擇、加工、記錄和傳達，為人們提供認識、判斷和行動的基礎。在信息技術發達，媒介無孔不入的今天，人們更多接觸的是媒介現實。但傳媒提供的隻是象征性現實，與客觀的現實之間存在差距，如果再加入個體解讀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觀現實的話，將發生三重現實下雙重誤讀的可能。具體表示如下：
對於媒體本身的局限，如偏見（bias）、轟動效應（sensation）、隱瞞（conceal）、壓縮（suppression）、誇大（exaggeration）等這些導致新聞失真的因素陳中原：《點擊新聞職業道德關鍵詞》，傳媒不完備的知識因素（包括傳媒者自身、官方、專家知識的不完備性）、傳媒行動背後的權力、資本、虛假信息中介、短期壓力等外在因素，［英］約翰·埃爾德裏奇主編，張威譯：《獲取信息：新聞、真相和權力》，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頁加上媒介使用者本身的局限，都可能造成受眾對現實的誤讀。對個體理解者來說，一個殘缺的關於“他者”的形象，被定格在這樣的偶然時間序列中。如果傳媒不再對該理解對象進行增補信息的話，站在理解者的角度來說就是：曾記得=記得=理解。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交往必然留下理解的障礙，阻礙部分共識的形成，從而不僅造成理解的危機，還可能帶來實實在在的社會風險。如傳媒關於香蕉致癌的報道就是基於知識的不完備性造成了對社會現實的誤讀，2007年3月21日，《廣州日報》一條消息稱“香蕉等十二種水果有毒殘餘，有致癌物殘餘，成了毒水果”。說廣東乃至全國都爆發了大麵積的“蕉癌”，俗稱巴拿馬病毒。該報道導致了香蕉從十幾天前的3塊左右一斤的收購價格降到了後來的3毛一公斤。廣東、海南的蕉農因謠言而造成的損失至少達7億元。實際上，香蕉“巴拿馬病”是植物病原物引起的，在香蕉樹的維管束內繁殖，香蕉樹感染這種病原物，輕者長不大，不掛果，重者香蕉樹枯死。換言之，“巴拿馬病”隻感染香蕉樹，不進入香蕉果。患病的香蕉植株不會結果，結果的香蕉植株是不染病的。並影響到人們的主觀現實以及相應的購買行為，最終導致香蕉產地豐產而不豐收，也無端地耗費了為檢驗而消耗的成本。
二、事件逆向報道的風險後果
這是從傳媒報道層麵來說的。一般而言，事件可以區分為個體性事件和社會性事件。個體性事件是作為社會個體的人所遭遇的不具有普遍社會意義，僅僅屬於個人遭遇的偶然事件。社會性事件與此相反，主要體現為社會遭遇的（或可能遭遇的）普遍性的事件。二者在傳播學和社會學意義上具有不同的意義。最重要的是，這種區分對於識別傳媒關於事件的報道，以及對之做出恰當的評價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