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保守主義還表現為對傳媒屬性的保守認知。在今天，大眾傳媒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的組織手段和提供信息與圖像的重要手段。但同任何社會資源的組織機製一樣，傳媒資源在現代社會遵循兩種分配方式：再分配和市場方式，即遵循權力控製邏輯和資本邏輯。特別是考慮到傳媒資源（頻道、頻率）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在今天，這種理由因為數字化發展已經不再成立，從而讓位於傳媒強大社會影響力這一原因），這種資源不能像普通的資源物品那樣達到具體分配到私人的程度，而隻能以代表性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但這種服務會因為分配機製的不同存在差異，表現為代表程度的差異。加之，媒介形態的形式差異以及由形式帶來的內容要求差異，進而造成影響的差異。但人們沒有任何根據得出電視就是娛樂媒體。那種關於電視即娛樂的定位，本質上是資本邏輯的支配，一種對傳媒身份市場化的建構。一旦這種“定位”和“期待”相互強化的時候，這種身份就被“定性”。
即使電子媒介具有的聲音、色彩等形式優勢——特有的感官喧囂特征，容易弱化“思考和想象過程”，但電視本身不見得就是除了娛樂還是娛樂。筆者曾接觸的一位較知名的主持人兼策劃就持“電視就是好玩”的觀點。或者這樣說更準確，電視具有一種比印刷品、廣播更具娛樂的優勢，也僅此而已。從傳媒產生的曆史來說，電視和電影有所不同。電影最早是被穿插在“戲法”、“煙火”等的雜耍節目中放映，由此使得電影和娛樂有了不解之緣。電視則首先是作為信息交流媒介而出現的，或者準確地說是信息傳播媒介。否則，對於資本邏輯的過分強調，是“物的邏輯取代自主的道德存在規定和支配了公共性信息工具”，將公共物品轉變為私人物品，但並不能提高消費者的福利，相反，卻增強了私人所有的傳播工業的壟斷地位。加海姆的觀點，參見劉小紅：《大眾傳播與人類社會：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詮釋》，複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今天強調對受眾的適應（定位）超過了對受眾的改變（越位）。
最終，傳媒的保守主義可能導致哈貝馬斯所說的再封建化後果，即“具有操縱力量的傳媒剝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征。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於是，公共領域發展成為一個失去了權利的競技場。”
綜合以上的論述，對於中國傳媒管理來說，強調社會效益優先，兼顧經濟效益的管製是合理的，並將影響到未來中國傳媒的走勢。這從2007年廣播影視出台的一係列管製政策以及發揮的效應來看，也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節重構傳媒
不同媒體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影響力。早期由於傳播渠道的單一，以及媒介本身的專業性追求，為傳媒獲得正麵的主導性影響力奠定了基礎。如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人們會認為失去了一個知名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就意味著政治家失去了美國老百姓。但這樣的情形在今天的美國已經不複存在，一項調查顯示48％的公眾認為媒介在社會中扮演了負麵角色；46％的人對媒介的信任不如五年前；79％的人認為媒介經常為了嘩眾取寵而改變或歪曲事實真相。71％的人相信合法的新聞媒介正在淪為充斥小道消息而無實質內容的小報。45％的人對媒介漠不關心，22％尊重媒介，20％的人厭惡媒介，6％的人對媒介抱有敬仰之心。對於這樣的調查結果，如果考慮到當全球互聯網用戶的2/3不再在美國，而是在世界廣泛分布的時候，這項調查結果的可能性也許會更明顯。
在中國，由於媒介形態（紙質媒體、電子媒體、網絡媒體）、傳媒類型（專業媒體、行業媒體、綜合媒體）、傳媒級別（中央與地方）、覆蓋區域（經濟發達區域與經濟落後區域）以及傳播時期（改革前期、改革中期、改革後期）等方麵存在差異，使傳媒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的主導程度也存在差異。有研究者從媒體的強度、媒體的成長性以及它的受眾的價值方麵分析了中國新舊媒體的社會影響格局，認為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的五大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以及互聯網）中呈現明顯增長趨勢的隻有互聯網，無論是在消費時間上，還是在覆蓋率上，以及互聯網產業的集中性方麵，它都體現出一種與現有的媒體不同的特性，就是它的高度的成長性。馬旗戟：《轉型中國的社會與媒體影響力變遷》，《第二屆營銷新疆界開放論壇》的發言，中國傳媒大學，2005年。此外，不同形態媒介的影響力還與該媒介形式的普及速度有關。按照有關報告顯示，媒介要到達5000萬受眾，廣播用了38年，電視用了13年，網絡用了5年。因此，新媒體的崛起、舊媒體的式微是必然，媒介形態之間的滲透與侵蝕將不斷加劇媒體影響力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