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樣時代”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
高中語文第三冊編有魯迅先生的《燈下漫筆》，在講授本課時，對魯迅先生提出的“第三樣時代”，我感到迷惑了。先生把中國曆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特征是：百姓麵對戰亂，強盜來了便屬於官，該殺；官兵來了便屬於盜，仍該殺。“兵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特征是：有人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拿百姓做百姓，隻要遵守“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的“奴隸規則”便可保太平無事。然而，無論我怎樣想象，除了共產主義社會，先生設想的“第三樣時代”到底是怎樣的狀態，我想象不出。
“一治一亂”的其它弊端，“第三樣時代”都可以消除，唯獨這個“服役納糧”，若非到了生產力高度發達，國家消亡了的共產主義社會，則是不可能消除的（假若也把它看作弊端的話）。無論專製政府或共和政府，隻要有國家機器存在，老百姓就得“服役納糧”。在先民的理想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便是盡善盡美的社會了，在他們的想象中，是不會出現一個不需要“服役納糧”的社會的。李自成雖然提出過“闖王來了不納糧”之類的口號，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騙人的。百姓都不納糧了，你的軍隊由誰來養？你可以讓你的軍隊在“天下太平”時解甲歸田，但當異族入侵，要將百姓不當“人”時，你用什麼去抵擋？百姓之間有了糾紛，到哪裏去找講理的地方？一個沒有國家機器的社會，怎能讓人安居樂業？所以，不納糧是行不通的。同理，不服役照樣行不通。“不服役納糧”的社會隻能把老百姓推進“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深淵中，哪裏談得上什麼優越性？
無論奪得江山的人（或政黨）有多高的思想境界，企圖讓人民擺脫“服役納糧”都是不可能的。聽說朱元璋還在做“賊”時，有一次被元兵追趕，走投無路，被某村的群眾掩護脫險，他臨走時許下諾言：日後若得天下，必重重酬謝。他登基以後，那裏的群眾照樣按照新朝廷的規則納糧，隻是因有一年發生災荒，才有人想起找朱皇帝實現諾言。朱皇帝一道聖旨，便免除了該村世世代代的皇糧國稅（雖然不用納糧，但仍需磕頭頌聖，並未能擺脫奴隸地位）。一國之大，某村免稅是不影響大體的，他不可能讓全國人民都免稅。如果說朱元璋是個專製皇帝，不可能帶領人民走出“奴隸環境”，那麼，是不是倡導民主之領袖人物可以讓人民免於服役納糧呢？也不是。開明者如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他領導美國人民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之後，便製定了憲法，且自己也自覺接受憲法的約束，在幹了兩任之後便死活不肯再幹下去，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使後來的曆屆總統都不敢超越憲法，然而，他能讓老百姓不再服役納糧嗎？不能。要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老百姓除了不需要“磕頭頌聖”之外，“服役納糧”也還是要的。兩百多年來，無論是什麼樣的“持不同政見者”，都不敢對“服役納糧”進行攻擊。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無論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還是邊區政府時期，解放區同樣要征糧征稅，這並不影響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新中國成立後，應該是“第三種時代”到來了吧，服役納糧還未取消。新時期的稅法宣傳，還有人打出了“皇糧國稅，自古皆然”的標語呢。雖然有好些思想先進者強烈反對把時下的人民視為“皇民”，但這條標語在某些目不識丁的群眾看來，無疑是最通俗易懂，也最有說服力的。
所以，服役納糧之類的法律是不應被視為“奴隸規則”的。
是不是“磕頭頌聖”的規則取消之後，隻剩下“服役納糧”的規則，人民就可以爭到做“人”的價格了呢？不是。如果納稅人沒有爭取到“在不損害別人利益的情況下做任何事”的權利，無論是否“磕頭頌聖”，都還是奴隸。民國期間（魯迅先生所處的年代便有二十多年屬於民國的）當然不需要“磕頭頌聖”了，帝國主義也不要求我們向他們“磕頭頌聖”，但我們還是要把民國推翻，把帝國主義趕跑，國為我們也不願做隻需“服役納糧”而不需“磕頭頌聖”的奴隸。
現在的百姓，是否都爭取到做“人”的價格了呢？有時竟連我也模糊起來。報上經常有“把人不當人”之類的事件的報道。如煤礦事故連續不斷，每挖一百萬噸煤的死亡人數是美國的十五倍；特區的外資企業隨意延長工人工作時間，限製工人人身自由，克扣工人工資，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工傷事故得不到公平處理；執法者無視法律，肆意侵犯人權等。
現在的時代，到底屬不屬於魯迅先生所說的“第三樣時代”？我終於不敢給學生一個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