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詞中的“戀君”與“怨君”情結
作為儒家思想主要內容之一的“忠君”思想，一直是中國文人堅定的信仰，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在現實生活當中，對“君王”的思想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麵希望借助君王的力量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與人生價值，一方麵又因君王不采納自己的建議而對君王的軟弱充滿了失望。辛棄疾以他的詞作品，反映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同時也對“忠君”的思想開始產生懷疑，但是由於時代的限製，這種懷疑、否定的萌動沒能進一步生發。
一
作為南宋詞壇豪放派的一代宗師，辛棄疾在他的詞中，浸潤著這位抗金英雄壯誌難酬的沉痛感歎和無能為力的憤慨。“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辛棄疾的詞，既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也不是吟風賞月花情柳態，而是字字揪心，句句沁血。一部《稼軒詞》，給後人展示的是一代抗金英雄壯誌難酬、報國無路的血淚控訴，其間強大的愛國豪情自是感人肺腑、響徹雲霄，這是有所公認的。然而辛棄疾詞中體現出來的作為中國文人的心路曆程和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反思，或許更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文人，自孔子始，就一直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人生的終極目標。然而可悲的是，孔子的思想主張在當時就不被統治者所接受。盡管自漢代董中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整個封建社會一直視孔子為“聖人”而倍加推崇，但是絕沒有哪一位統治者真正是完全接受孔子的學術思想的。他們僅僅是挑選其中一部分對自己的統治有利的東西，並加以補充和強化，而真正關切到人民與民族利益的東西則避而不談，從而使儒家思想成為他們奴役人民的工具，“儒家思想”變得麵目全非。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或許帶有一種極其隱諱的意味吧？
正因為統治者難以真正貫徹孔子的思想，因此孔子的後繼者——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始終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往直前的氣魄，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自勵，畢其終生精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無論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中國文人心中始終放不下的，就是“君”和“民”這兩個在封建社會處於對立地位的兩極，結果便是無數中國文人的悲劇中曆史舞台上輪番上演。
到了辛棄疾那裏，盡管他還沒有能力解決“君”和“民”之間的對立矛盾，但是他在自己辛酸、沉痛的人生經曆中，他不得不思考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問題，並重新審視儒家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因而在他的詞中留下了對儒家思想一些極為矛盾的判斷。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君王”的矛盾判斷。辛棄疾對儒家思想中這一重要問題的矛盾判斷，是以自己的人生悲劇和民族的悲劇為基礎的，因而顯得格外的沉重，同時也為後人對儒家思想及中國文人命運、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東西。
中國文人對“君王”的依戀，大概也是自孔子始。“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君盡禮”，“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君君臣臣”，“學而優則仕”。“事君”的思想是孔子反複陳述的觀點，也是極受統治者歡迎並不斷強化的讀書人應該遵守的“人生準則”，在他身後的讀書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讀書人“克己複禮”，“以天下為己任”，但自己卻並不擁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讀書人隻有借助君王手中的權力，才能實現自己治國安邦的人生理想，從而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當然也有一些隻是看中“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的貪圖榮華富貴之輩，這些人是不能算作民族的“脊梁”的，自然不是真正的“文人”。）然而不幸的是，無論是治世，還是亂世，沒有哪一位中國文人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國文人在鬱悶不堪之中，對“君王”的情感態度便會因“愛戀”而轉生“怨恨”。李白式的“天生我才畢有用”的自慰也好，柳永式的“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自傲也好，都是這種由“戀”而“怨”的文人悲歌。但是他們的這些“怨君”情緒，不過是“戀君”情緒發展到極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骨子裏滲透著的，依舊是“戀君”。這便是中國文人“戀君”情結與“怨君”情結。
二
辛棄疾出生時，宋王朝早已偏安南渡，他的家鄉山東已在金兵的統治之下，少年時期又受到祖父的影響，心中早已埋下了對入侵的金兵充滿仇恨的種子，終至於毀家起義，投身到火熱的抗金的大潮之中。特殊的成長環境，不一般的生活經曆，使得辛棄疾的血液裏始終奔騰著一般文人難得的衝天豪氣。擊退金兵、收複失地，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權益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他心中的宏偉願望。在早年抗擊金兵的戰鬥體驗中，辛棄疾認識到單靠自己孤軍作戰是不行的，要想取得抗金戰鬥的全麵勝利，最終必須依靠朝廷的力量。因此，作為耿京起義軍的掌書記，辛棄疾力勸耿京歸附朝廷，得到了耿京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