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從城裏回到未莊，“沉細細的”將褲帶墜成很彎很彎的弧線，雖有些來路不明，終於獲得了未莊人“刮目相待”了。原避之如蛇蠍的婦女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阿Q的東西都賣了，居然竟使趙太爺“不覺失聲”地說話。這“中興史”算是阿Q享有了“經營人倫和世務”權利和些許滿足。他苦苦的“注重社會中人倫和世務”總算有了個出頭之日。因他的“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驗來”（阿Q先前既然承認自己是“蟲”，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漢呢），又讓未莊人覺得“不足畏”了，無意“經營人倫和世務”的“中興史”也就隻有曇花一現的命運，並把自己的小命也搭進去了。
這“中興史”也曾使阿Q明白一個道理：要想不被未莊閑人欺侮，不受趙氏們的嘴巴和棍棒，一定要有物質基礎，一定要有使人羨慕的地位。阿Q本對革命“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裏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未莊的一群鳥男女很慌張，於是阿Q便向往“革命”，便主張“造反了”。造反的直接利益就是：未莊一夥鳥男女全都跪在自己的腳下；元寶，洋錢，床、椅，想什麼有什麼；想什麼女人有什麼女人。阿Q的“造反”向往終究被假洋鬼子的“哭喪棒”擊得粉碎。阿Q雖不知道“革命”為何物，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革命”能給自己複仇並帶來實在的物質享受和別人的羨慕。這是與趙氏們平起平座的資本，也是“經營人倫和世務”為人的“資本”。再者，“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曆史之必然。怎麼能說這是阿Q用以自麻的“精神勝利法”呢！莊子的“精神家園”“專在破執”，他的魅力就在於對現實的超脫，把靈魂寄托於那“無何有之鄉”。所以莊子式的人格：“獨來獨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雲，悠悠往來聚散，在一種遠離的姿態中顯出格外的美麗和灑脫”（鮑鵬山《永恒的鄉愁》）。阿Q卻“專在偏執”，總想進入趙太爺的“鐵屋子”，他雖然獨來獨往，不吝去留，也想超脫現實，可他沒有成為“若垂天之雲”的地位和本錢，故而他的偏執既不夠美麗也不夠灑脫，甚至顯得滑稽。但不管怎麼說，阿Q確實是在“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精神的家園”的。他本想得到的是趙氏般“精神家園”，而在尋找中，堅硬的“鐵屋子”使他轉而求其次，不得不將自己能理解的“精神勝利法”沉落心底。要說阿Q愚妄，那他就愚妄在太偏執，太想進入趙太爺的“鐵屋子”。
綜上所述，魯迅先生塑造阿Q這麼個人物形象意在揭示：不管封建勢力如何反對，孱弱的國民仍有“注重社會的人倫和世務”的願望；一旦失敗，他們就會找到一種適合於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精神勝利法”，即讓苦痛的身心龜縮到民族的“譜”中。這樣說來，魯迅這篇小說的主旨同樣是揭露封建主社會吃人的本質。阿Q們的願望是可悲的，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這大概正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含義吧。
阿Q依靠自己長有癩頭瘡的頭顱一次又一次去向未莊這間“鐵屋子”俯衝，結果不是被嘴巴，就是被棍棒打了回來，最終因此而挨了刀。幾個象趙太爺、假洋鬼子式的“小毛蟲”把持的未莊就如此難進，足見得全中國的封建勢力確實有點“媽媽的”。這種“媽媽的”現實注定了象阿Q這樣的赤農比一般的農民被封建社會吃掉的命運更慘。阿Q憤世疾“趙”，同道者寡，故象莊子一樣諧話（有些人說是自輕自輕）迭出，有時以此消解他人的憤怒，有時是消解自己的苦痛。特別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有時還用自殘的方式來消解自己的苦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滅掉心中的“火焰”象滅蠟燭般立滅立熄（在外頭受辱轉身就睡著了，這種健忘非一般人能及）。阿Q這種自尊自大、妥協、健忘等“精神勝利法”是他生命得以延續的法室，是生命的鏈環，是一個赤民在受壓迫後非理性的“精神還鄉”和反諷。不過，阿Q是“順著自己的本能和社會風俗習慣”（馮友蘭《人生境界》）立身行事的。對這種“覺解”不足的人生，魯迅先生自然是持批判態度的：“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複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南腔北闊·漫與》）。中國的出路在於提升阿Q們的人生覺解。靠誰？趙太爺、假洋鬼子，還是老把總及其統治者？他們都不可能。那麼，再次砸碎換湯不換藥的國家機器是必不可少的了，這或許是魯迅說的“引起療救”注意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