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誌，即表明心誌。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上聯是說，“澹泊明誌”即是恬淡寡欲，方能有清明高遠的誌向。不汲汲於名利，不戚戚於得失，隻有這樣，身心才會健康。淡泊明誌，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明誌，可以說是一個人從渾渾噩噩走向勵精圖治的轉折點，它讓一個身在迷霧中的人為自己找到了一盞指引方向的明燈。明誌，對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一種鼓勵。
生活中，我們常常接觸到的黨員領導幹部，有的人，渾渾噩噩，不知身處高位有何追求，終日沉迷聲色犬馬之中，導致上行下效，烏煙瘴氣一片；有的人，追求名利，追求更高的地位，欺上瞞下，為了自己的政績不惜犧牲人民的利益，危害一方；有的人，清廉為官，執政為民，實實在在地為人民做事，做好事，留下清名在民間，為人民所愛戴。
同樣是黨員領導幹部，為什麼會如此不同？
這就是明誌的作用。
對黨員領導幹部來說，隻有有了明確的為國為民的誌向，並且堅定不移地去實現自己的誌向，才能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民需要的、合格的領導者、決策者。
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
——陳雲
“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這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同誌對人生觀和權力觀的一種精辟概括，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是一種忠誠的信仰，更是一種崇高的人生境界。甘於淡泊的人，公而忘私；懂得淡泊的人，敬業奉獻；向往淡泊的人，節操高潔。諸葛亮說：“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真正淡泊的人，不會為個人得失斤斤計較，他們看淡名利，內心和諧，操守清廉。
作為黨員領導幹部，就應該有先人後已的胸襟，有視名利淡如水、看事業重如山的境界，自覺地把“為人民服務”當作人生的最大追求，把無私奉獻作為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
張蘇同誌是我國政法戰線上傑出的領導人，他艱苦樸素，不謀私利，廉潔奉公，身體力行，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為黨的事業奉獻自己。
他早年在白色恐怖下從事地下工作，盧溝橋事變後，隨八路軍在晉、察、冀交界地區開展建立抗日政權，動員人力、財力、物力支援前線的工作。盡管環境非常艱苦，但是張蘇同誌始終奮力工作，將個人生死放之腦後，以頑強的革命意誌和忘我的戰鬥精神堅決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
1938年春到1943年春，張蘇同誌主管經濟建設工作。他堅決執行黨的總方針、總政策，提出了邊區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強調“生產是經濟發展的決定的一環，離開了生產，就談不到經濟”。他還根據邊區的實際情況，做了許多紮紮實實的組織領導工作。布置各縣積極墾荒修灘，修複被大水衝垮的大量耕地；組織邊區人民發展飼養業，提出“一人一雞、五人一豬”的號召；重視科學技術，注重發揮專家的作用。他的各種工作，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正如聶榮臻同誌說的：“張蘇同誌後來參加了邊區政府的領導工作，他工作很認真，很踏實，為鞏固邊區抗日政權做出了貢獻。”
建國後，他的地位高了，權力大了，但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更高更嚴了。他曾經為自己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製訂了這樣一條規定：凡為私事來者，一律回答“各有各的組織，一切由組織安排解決，不能由我找關係。”多年來，對那些寫信或上門請求安排工作、聯係子女上學、想從外地調入北京工作的人，他一律拒之門外。他寧可“得罪”親朋，決不負罪於黨。張蘇同誌更是反對送禮，凡是送上門的東西都一律退回。老區人民出於對他的感恩，凡是到北京都會去看望他，順便帶上一點家鄉的土產：粘麵、土豆、南瓜幹等，但是，張蘇同誌卻從來不接收。即使不得已接收了，他也會讓秘書給鄉親們寄錢，並寫信表示感謝，講清道理。
張蘇同誌克己奉公，時時處處體諒國家的困難。早年他從事地下工作時，中共北方局的一部秘密電台曾由他隱藏在一位世交張老先生家，老先生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黨的電台。建國後，張蘇對當年老人的功勞念念不忘，時常幾十元或數百元地周濟老人。當有人建議將情況反映給有關部門，申請給這位老先生補助。張蘇同誌隻說了一句話：“不要增加國家的負擔。”在1985年的時候，檢察機關統一著裝，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準備給張蘇也配發檢察服，但是，張蘇同誌說，不做檢察工作了，不要多花國家的錢，堅持沒有要。
張蘇同誌就是這樣一位“視名利淡如水，看事業重如山”的優秀共產黨員，1985年，在為最高人民檢察院退休幹部書寫條幅時，他用這句話與大家共勉。
古人雲：“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黨員領導幹部要始終堅持“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把黨的事業作為一種自身的追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隻有視個人名利淡如水，才能真正地把黨的事業看得重如山，才能花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一心一意用在黨的事業上。
在當今物質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要想固守節操、淡泊名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隻要樹立像張蘇同誌這樣的人生觀和權力觀，不為名利勞身，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守住清貧，耐住寂寞，就能經受抵禦各種誘惑，為高尚壯美的人生寫下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