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愧和內疚的價值
給你講一個大衛·羅賓遜的故事：
當艾姆布魯斯·羅賓遜發現10歲的兒子大衛從一家小商店拿走一塊巧克力時，便讓孩子去向店員和顧客道歉。店員在接受了道歉後，想把巧克力送給大衛，但羅賓遜絕不同意，“他不能拿，這不是他的。”說完便將大衛和他哥哥帶回家，打了哥倆的屁股。打大衛是因為他偷了東西，而打哥哥則因為他沒有阻止。
大衛·羅賓遜成了NBA1995年最有價值的球員、古典鋼琴家、電腦奇才及社區活動家。他回憶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被當成賊站在櫃台外時的心情。父親讓我看到了自己不願成為的那種人，他的做法給我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記憶。從那件事後，我再也不想偷了。”
大衛·羅賓遜在為父親的《如何培養最有用的人》一書寫序時，提到了這個故事。大衛和父母一樣都認為，在教會孩子區分對與錯時，嚴格遠比縱容有效得多。上一代人中，大多數父母在發現孩子偷東西後，哪怕是件極無價值的東西，都會作出與羅賓遜先生類似的反應。但最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應該懲罰孩子，除非他們犯了最不可饒恕的錯誤。正象布朗大學教授威廉·達蒙在《更高期望：杜絕家庭和學校中的縱容現象》中所寫：“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孩子中心的哲學已成為評判形形色色縱容溺愛孩子現象的標準，從這一哲學又滋生出縱容心理，使父母在家無法對孩子進行前後一致的管教……而本來很有價值的‘孩子中心哲學’卻被用來（或者說誤用來）鼓勵今天的兒童和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思想。”
我們對情感智力的進一步了解證明了達蒙的觀點：我們在提供孩子不需要的保護方麵走得太遠了。簡而言之，就是說對孩子太多的理解和同情，也和對孩子不聞不問一樣有害。
許多人認為，1945年出版的本傑明·斯波克的《嬰幼兒保健常識》一書掀起了中產階級過分嬌縱孩子的高潮。斯波克的理論基礎是流行於當時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和其他進步思想家如約翰·杜威、威廉·基爾帕特裏克等人的思想。他們反對維多利亞時代父母嚴格管製，甚至壓製孩子的教育方法，把許多精神問題都歸因於父母冷淡孩子或壓製孩子“正常”的性衝動和自信心。
斯波克的書在美國戰後生育高峰的30年中，售出2400萬冊，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的觀點是經過戰爭的父母們所願意聽到的。他的書出版之前，嚴格管教利於孩子成長的觀點仍很流行，負責指導母親照料孩子的聯邦機構兒童事務局還認為，不論孩子年齡大小，個人需要如何，都應該定時吃飯、洗澡、睡覺。
到六七十年代，按斯波克方法照料的孩子長成很富反叛性的年輕一代時，他們所經曆的較為縱容的生活方式，更強化了縱容性為父母之道的優點。卡爾·羅傑斯和弗吉尼亞·艾克斯林等理想主義者領導的人類潛能運動，主張人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實現自己。基於對個人能力的尊重和信任，人們普遍認為，嚴格的限製和過高期望一旦放棄，孩子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情感和需求，那麼他們身上天生的善良品性就絕對會放出無限光芒。
現在回顧起來；當時相信個人的善良天性實在是幼稚的。可悲的是，直到現在，人們仍然按照這種錯誤觀點在撫養孩子。著名的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數十年來一直專注於研究憂鬱症對生活毀滅性的影響。他不同意孩子的自尊心能治愈諸如少年母親、吸毒、團夥械鬥等社會流行病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放錯了位置的盲目樂觀主義。他還舉出了兩個例子：加利福尼亞立法機關成立自尊心團體，提高學校學生的自尊心；女演員舍利·馬克萊思呼籲美國總統成立自尊顧問團。
盡管羞愧和內疚等負麵情感讓美國人感到不舒服，盡管精神健康專家傳統上一直認為它們阻礙了精神健康，但我們卻無法否認它們能指導孩於忠實於社會道德標準。羞愧是極端的尷尬，孩子在覺得自己沒能滿足其他人的期望時就會產生。而當他覺得沒能滿足自己內心的行為標準時，就會產生內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