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灼的期待中，預定的發報時間快要到了，馬可尼抬起頭，凝望著頭頂上那古老的天空，一片片形狀各異的雲，此時此刻，都紛紛停下了流浪的腳步，仿佛也在期待著人類科學史上，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
終於，馬可尼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成為現實。
1901年12月12日，一組莫爾斯電碼中的三點短碼代表“S”字母，飛越千山萬水一共長達2000公裏的距離。
這一天將永垂史冊，人類第一次夢想成真，實現了跨越大西洋的無線電通訊。
手裏拿著譯電員譯解好了的電文，年僅27歲的馬可尼禁不住熱淚縱橫，失聲大哭。
整個世界為之嘩然。
從此之後，馬可尼的無線電事業，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不可遏製的迅速發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經濟比較落的的國家，都紛紛建立了陸上電台。
不僅如此，那些行駛在各大海洋上的商船、郵船等，也開始陸續采用馬可尼所發明的無線電裝置。
無線電終於成為全球性的事業。
馬可尼也因此而榮獲1933年諾貝爾獎，這是人類對他所作出的這一重大貢獻的最高獎賞。在盛大的歡迎宴會上，馬可尼當眾表演環球無線電通訊，他發出了一組無線電SSS信號，經世界上6個大電台接轉後再返回宴會上，隻用了33秒的時間，而電報已經繞地球一周！
1937年7月20日，馬可尼這位卓越的“無線電通訊之父”，因病醫治無效，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63歲。
為了永遠紀念他對人類作出的這一永恒的貢獻，人們一致通過把馬可尼的誕生日，即4月25日，命名為“世界海上無線電服務日”。
馬可尼的一生，是為無線電報及其通訊發展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他一生致力於人類的無線電事業，為無線電廣播、電視、微波通訊、人造衛星等公眾事業、打開了一扇神秘的大門……
二、世紀末的生物學
關於馬可尼和他所致力的無線電事業，我們就暫時介紹到這兒。下麵，我們再看看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對19世紀末的生物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達爾文是一位非凡的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創立者（本書第6冊已有敘述）。他提出了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提出了性選擇及人類起源的理論。達爾文還發現了我們星球上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他的生物進化論在19世紀末的生物學上空飄來蕩去，並對這一時期的生物學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查理·達爾文1809年出生於英國施魯斯伯裏鄉間一位能幹而且又比較富裕的醫生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及父親等人都是具有科學能力與智慧的人。
達爾文開頭是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的，後來又到劍橋大學基督學院求學，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想成為一名牧師，去給人類布施神諭。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來到“獵犬號”船上做一名生物學家。他隨船在南美海麵上整整航行了五年的時間，這使他大開眼界，並得到了係統有序的訓練。
在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有著無限繁茂的植物和生物，在這裏，達爾文充分體味了各種生物互相依存的情況。
1838年10月，他又拜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由於他曾經長期不斷地觀察動植物的生活情況，對於到處都進行的生存競爭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他自然就得出結論，在這些情況下，適應環境的物種就會保存下來，不適應的就會被淘汰，並且被新的物種代替。
達爾文認為，屬於一個種族的個體，天賦性能各不相同，但他對於這些變異的原因不表示任何意見，隻是把這種變異當做事實來加以接受。
如果生殖過多或追求配偶的競爭過火，任何在爭取生存和爭奪配偶的鬥爭中，有用的性能都具有“生存價值”，而使具有這種性能的個體占有優勢，有更大機會延長生命或得到配偶，順利地生產壓倒多數的後裔以繼承這一有益的變異性。
由於不具有這種性能的個體逐漸被淘汰掉了，這一特殊性便有擴大到全種族之勢。而種族改變了，一個不同的永久的種別就慢慢地確立起來。
這就是達爾文所提出來的一個新觀念。
很顯然，演化是生物學所曾揭示的概念中最具有革命性的，達爾文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的最偉大的思想家。
這是因為，達爾文改變了人類的思想。在他之前，沒有哪一個人不認為事物的種類有限，它們是不可變的，並且兩者之間有非常明顯的鴻溝把它們完全分隔開來。
打個比方來說，當時就認為種是從來不會有任何變化的，盡管物種具有某種程度的變異性，但絕對無法超出這個範圍。
達爾文卻提出了如今我們所稱的族群觀念——所有生物都是以獨立個體組合而成的族群狀態存在的。
而這些族群雖然是可能形成各自獨立的種，但每一個族群的可變性卻都相當高，會隨著時間，按著自然選擇的過程而產生變化。
達爾文提出的另外一個概念是，所有生物都來自同類祖先，都可能追溯到單細胞生物。這種觀點使我們認清了人隻是生命洪流裏一部分而已。
這也就是說，人隻不過是許多動物中的一種，而人和靈長目動物，特別是人和類人猿，來自同一祖先，這就徹底摧毀了人是與動物完全無關的造物傑作的傳統觀念。
自達爾文之後，幾乎每一個有識之士都同意，人是由猿演化而來的。
達爾文把這個觀念當做一種假設，並花去了20多年的時間，廣泛地搜集事實和進行實驗。
他博覽群書，大量閱讀有關運動競賽、自然曆史、園藝種植和家畜培養方麵的書籍。他進行了家鴿交配的實驗，研究了種子的傳播，以及動植物在地質與地理上的分布。
接著，達爾文就開始寫作，把他多年辛勞的結果簡略地寫了出來，1859年11月24日，他的書命名為《物種起源》發表了。
《物種起源》的問世，對人類思維的各個層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包括哲學、形而上學、倫理學等等。
而且，令人驚異的是，直到1874年為止，卻沒有多少科學家對進化論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但是天體說引起了許多的爭議。
當然，現在人類所需要的不再是進化論了，而是演化的事實、證據。
我們終於找到了可追溯至35億年前的地層，其中還保留著能精確確定出年代的、井然有序的生物化石，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我們知道基因重組使每一代都有嶄新的麵貌，這也是一個事實。
到了19世紀末，達爾文的工作對生物產生了兩方麵深刻的影響。
一方麵，由他所從事並集中反映在他工作中的動、植物係統發育的研究，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當進化的概念被科學界所接受，就被進一步擴大化了，進而用來探索起所有係統的發育史。
19世紀的後40年，幾乎所有的生物學學科，除了普通生理學和生物化學以外，都把係統發育的研究看得高於一切，而把本門學科的研究放在次要的地位，或者被溶於進化論的研究中。
另一方麵，達爾文在寫作《物種起源》時所采用的歸納方法，即先彙集大量的資料，然後用他的自然選擇學說像傘一樣把它們包括起來，對19世紀後期的生物學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達爾文來說，自然選擇學說就是對各方麵大量完全不同的事實加以歸納和概括，以給出一個完整的概念。
如果我們縱觀一下19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形態學興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達爾文影響的廣度和深度。
所謂的形態學，指的就是形態的研究，它幾乎涵蓋了許多在今天看來屬於獨立的領域，比如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古生物學和細胞學。
而在達爾文以後的時期，形態學可以說含有三個主要的目的。
其一就是尋找共同的祖先，尋找有聯係的兩種或更多種趨異生物類群的原始形態，或現代品係的古老的祖宗。
為了能夠發現那些原始類群，就必須通過化石、解剖學或胚胎學的證據，設想出那些產生出各種趨異類群的虛構生物。
打個比方來說，通過原索動物、環節動物和海星的幼體與成體的形態研究，形態學家們企圖從各門無脊椎動物裏尋找出脊椎動物的祖先類型。
而恩斯特·海克爾則是推動尋找共同祖先工作嚐試的著名人物。
他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形態學》一書，就試圖表明所有的多細胞生物都起源於一種像原腸胚（胚胎發育的早期階段）那樣的動物祖先。
當然，所謂的原腸祖根本就不存在，海克爾的學說雖然非常富有想象力，但對於科學來說，卻是不夠嚴肅的。
不過海克爾的學說卻可以代表形態學研究的一個普通趨向，這就是尋找趨異類群之間的共同祖先。
其二是決定什麼是構成生物形態的基本單位。形態學家們始終不渝地相信，一切現存的生物都是由一個或最多幾個基本的模式在以後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種種變化而逐漸形成並逐步穩定下來的。
而這就意味著要去剖析動物或植物形態的恒定性特征，並把這種恒定性特征與暫時性或適應性特征區分開來。
探索形態基本單位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較，包括觀察生物體從受精卵到成體的整個生活史，以一種形態結構的階段與其他類群同一形態結構的相應階段作比較。
例如，比較解剖學這門在19世紀末獲得較大發展的比較科學，就是通過對不同類群成體，如長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的各種同源器官，那些結構相同功能不同的器官的研究，去探尋一種統一的圖案。
其三是企圖重建係統發育，即各門生物長時間的演化過程的係統樹。
這一種所謂係統樹的證據，主要來自比較解剖學、化石記錄以及對胚胎發育過程的詳細研究。
例如，根據恩斯特·海克爾的生物發生律的觀點，形態學家隻要觀察一種生物的從受精卵至成體的發育過程，就可以看到這個物種的演化順序。
這樣一來，“係統發育關係”就成了19世紀後期許多形態學家主要關注的問題。
這些非常熱心的形態學家設想出種種尚有丟失的係統樹，從各種軟體動物和蠕蟲一直發展到人的係統樹。
從事實上來講，許多這類係統樹上的證據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大多數形態學家並不是特別關心的。
絕大多數的形態學家由於十分注重於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和古生物學，反而不太關心生理學的研究。
當然，如果我們想理解一個器官的功能，就必須了解它的結構狀況。
例如，各種器官可以從功能上區分，無論這些器官是不是與外界接觸，但形態學家卻隻是從結構上去區分各種器官。
從定義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形態學首先注重的是形態，因此形態學的主要方法是強調結構、模式標本或原始類型的比較解剖學方法。
形態學方法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極力維護達爾文學說的海克爾。
建立了種係發生學，並提出生物發生重演律的海克爾，是一位著名的德國生物學家，他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用以探索主要動物類群的係統發育，並且把他的原腸祖和重演學說發展成了普遍性的教條。
尤其是通過比較胚胎學的研究，海克爾強調了研究胚胎發育的重要意義在於建立係統樹。
海克爾的研究從受精兒開始，而且包括了對胚胎每一階段的顯微鏡下的詳盡的分析。
海克爾認為，物種新的進化階段附加在已經存在的發展階段之上。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成體階段已經消失，它們都已經充分地微縮了。
海克爾不無驚喜地發現，一個生物體的胚胎中保留著這種生物祖先的成體階段的痕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拿人的胚胎來說吧，它在初期就很像所有脊椎動物的胚胎。
它經曆的早期階段，同其他脊椎動物的頗為相似，然後出現了鰓裂和尾，又發展到魚的階段，以後是普通哺乳動物階段。
在脊椎動物階段，它同其他哺乳動物非常相似。胚胎從原始階段最終發育成一個新生的嬰兒，這時候它才具備了智人種的特征。
海克爾認為，這樣一個連續的過程充分表明，人與所有的脊椎動物，所有的魚，所有的哺乳類，以及各種靈長類動物都有著共同的祖先。
這種暫時的連續係列顯示出，微縮的形態中存在著人類祖先的整個古代生物學的記錄。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斷出，原腸動物是所有多細胞動物的共同祖先。
在19世紀末期，進化論思想也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於人類社會的看法。它在客觀事實上，已永遠摧毀了終極目的論的觀念，無論是在今天的國家中，或者是在將來的烏托幫社會裏，都不需要再去談論什麼終極關懷了。
而約束人類的政治製度，也像生物體一樣，必須適應人類的環境，這兩者都處在永遠的變化之中，為了社會福利，它就必須按部就班地前進。
而在一個種族當中頗有成效的政治製度，到了另一個種族裏，就可能遭致滅頂之災。美國式的政治製度不一定適合於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因此，無須強求一致。
如果人類演變至今所經曆的過程同動物是一模一樣的，那麼，人類今天也同樣受製於變異與選擇。
19世紀末，高爾頓根據進化論研究了人類生理與心理的特點的遺傳，從而斷定必須讓選擇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便使種族朝著文明人所認為的是向上的方向前進，同時，也可以防止種族的退化。這就是優生學的範疇。
在現今文明的情況下，自然選擇最有力的因素恐怕就是疾病。凡是特別容易感染某種疾病的人往往早死並且無法留下後代，這樣一來，就可以從種族中消除了容易感染這種疾病的遺傳特性。
但是，一些不可避免的環境變化，不管是法律造成的也好，風俗造成的也好，或經濟壓力造成的也好，在混合的種族中，必然對於某些特性特別有利，這樣就改變了居民的平均生物特性。
不管是在研究家族的曆史的時候，還是在思考人類的起源的時候，無論什麼人，都喜歡想象自己的祖先要比自己高貴得多，而不願意相信他們自己在各個方麵都超過祖先，這是一種奇怪而又正常的心理事實。
所以，在大自然沒有給人們以高貴的祖先的時候，人們就自己給自己苦苦地尋找一些高貴的祖先，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我們所熟知的原始種族寧願相信自己是神的直係後裔成為神所特造或是什麼天子，也跟這種情況差不多。
文明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呢？當他們被迫在《創世紀》與《物種起源》之間隻能選擇其中的一個的時候，他們恐怕也會站在高山之巔，聲嘶力竭地叫喊，他是站在天使方麵的。
但人和動物之間有一定的親屬關係，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就像哥白尼把地球從宇宙中心的地位上使勁拽下來一樣，達爾文也把人類從墮落天使的冰冷而孤獨的地位上硬拽了下來，強迫他們認識自己與鳥獸有兄弟的親屬關係。
正像牛頓證明地上力學可以應用於天空與宇宙的深處一樣。達爾文也要證明我們用來改良家畜的常見的變異與選擇方法，也可以說明物種怎樣產生出來和人類怎樣從低等動物演化出來。
如果說達爾文的理論對社會學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那麼，他對宗教理論與神學當時為宗教而創立的教義的打擊，更具有毀滅性，上帝分別創造萬物的粗糙的教義被毫不留情地徹底地摧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