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過去二三十年形成的超過2.2億的大規模流動人口極大地衝擊了家庭養老功能。人口流動拉大了親代與子代的居住距離，“父母在不遠遊”的習俗不再受重視，父母難以保證再有子女在身邊侍奉養老。而且，農村父母不僅要繼續勞動以自養，還要獨自承擔照顧第三代的責任。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斷，目前農村有5800萬的留守兒童。
第三，勞動力市場的日趨激烈競爭降低了子女供養父母的能力，卻加深了成年子女對父母經濟和勞務幫助方麵的依賴。在社會保障體製和社會服務體係依舊不健全的條件下，家庭是當前中國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保障網絡，但在離婚率上升和兄弟姐妹數量下降的情況下，青年人能獲得的家庭支持資源越來越集中在父母身上。在城市父母擁有退休金和身體健康狀況不斷改善的情況下，成年子女對父母的物質依賴尤其明顯。
第四，城市單位製的全麵退出、農村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打破了原本熟人社會生活的邏輯，輿論監督力量下降，道德共同體解體。從文化傳播上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發展，以尊重人的尊嚴和自主性、保護個人隱私和自我發展、倡導平等與自由理念為基本點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和強調自我實現、快樂主義原則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價值觀不斷發展，平等、民主、自由日益成為主流話語。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人獲得了對父母進行“文化反哺”的話語權。同時，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拉大了代際間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差距，導致年輕人與父母共同居住、和睦相處的困難加大。
二、相關研究述評和問題的提出
在既有的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際支持研究中，大量基於抽樣調查資料的研究都表明，與現代化理論的預期不同，雖然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代際間的互惠合作性質與傳統社會相比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成年子女與父母在日常照料、經濟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麵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動。但這種互惠關係的行為模式與傳統中國家庭的反饋模式相比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被大眾熱議的代際失衡問題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隻是個別現象，還是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這在既有研究中還沒有形成共識。
（一）既有經驗研究結論的矛盾
按照反饋模式的邏輯，子女成年後就成為給予父母支持的一方，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而老年父母則成為接受支持的一方。但車茂娟最早在1990年就指出城市家庭中存在老年父母倒貼成年子女的“逆反哺”現象。進入21世紀後，城市“啃老”現象、農村養老危機成為大眾普遍關注的議題。有學者將這種失衡的、對老年人不公平的代際關係描述為“恩往下流”和“眼淚向下流”，暗示代際互助是一種隻有向下沒有向上的單向支持。其中，一係列關於農村老年人生存狀況惡化的研究尤為引人注目。郭於華通過對河北農村養老糾紛事件的分析發現，親代強調養育之恩以及後代回報的無條件性，而子代的邏輯“更看重交換的全部內容或者說除了生養以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的交換資源，他們願意做出的回報是有條件的”，在現代社會要求子女無條件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已失去文化上的現實基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課題組2006年對浙江、湖南、河北10多個村莊的走訪調查發現，農村的家庭養老製度正在從以親情和道德感約束為主的模式轉變為以法律和行政幹預等外部性因素約束為主的模式，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全麵邊緣化。閻雲翔對下岬村的個案研究認為，國家權力退出社會生活以後，卷入商品經濟和市場的農民迅速地接受了以消費為特征的、強調個人享受和欲望滿足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促使年輕人發展出了權利義務失衡的“自我中心的消費主義”價值取向，導致孝道衰落，子女對父母的惡性索取嚴重。陳柏峰等人在湖北京山縣對老人自殺問題的研究發現，農村老人的家庭地位持續下滑，失去了與子女發生衝突的能力和信心，而代際交換越來越不平衡，導致老人絕望自殺居高不下。賀雪峰從傳統鄉土中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將我國農村代際關係描述為從代際平衡—代際平等—代際失衡的過程。據他對中國農村的觀察，他認為，與子代的個體理性化相對，親代仍懷有宗教式的傳宗接代願望，由此造成了失衡的子女剝削父母的代際關係。當前老年人的不良生存狀態會降低青年和中年父母對反哺的預期，從而降低他們無私為子女“操心”的打算，由此中國代際關係“撫育—反哺”的反饋模式將被打破而走向更理性、更少親情的新型平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