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求知？就是求取並知曉知識。這都是有先後順序的，首先是要把知識從書本或從生活中給拿過來，然後才知曉消化它，吸收之後也就成為自己的了。而那知曉的整個過程就是一種思考。因此，求取到的知識就好比如掙回來的錢一樣，而知曉運用知識就是會花錢（理財）。光會汲取知識就是純粹是一個儲蓄罐而已，雖然有幾個崽，但不發揮它的作用。錢不花掉它，也就是廢紙一堆！
所以對於做學問，思考這一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提高大腦的思維能力、辨析能力和解答能力。但它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汲取知識。有句話說的好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哪怕你有白菜能炒出狗肉味來的本事，但沒有白菜，也是瞎扯談的嘛！故而，汲取是基礎，思考是提升。汲取隻能冠個“博學”的帽子，思考就可以戴個“多才”的帽子。汲取了一定的知識量，在原有的學識上進行思考探索，進而才會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有所進步。借用軍事上的一個套話，那就是：汲取知識是先頭部隊，思考問題是主力部隊。
在戰爭與和平的時空轉換裏，從實踐上升到理論的變革中，李雲龍必須要逐步學會思考。時代變了，金戈鐵馬、百戰沙場的時代早已凍結成為了曆史，而戰塵落定後該是個玩兒政治，玩兒權術的時代。這就是要求轉移注意力，開始關注現實，思考政治，思考未來。特別是處在“文革”混亂的時期，一定要有思考的能力，理清思路。否則的話，就像在昏沉的世界裏吃了“餛飩”一般，混混沌沌的！
政委馬天生不慍不火的、語重心長的話語噎得李雲龍半天說不出話來。一談到政治問題、理論問題，李雲龍就自然地處於下風了。他自己的腦袋也還在犯糊塗呢，能夠找出什麼話來反駁麼？馬天生說的沒有錯，支持左派和“文攻武衛”的口號又不是他馬天生發明的，他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李雲龍對此一時也說不清。因此他必須學會思考這些現實的重要而複雜的政治問題，否則真的成了混蛋。所以他慢慢地理出了一些頭緒來，軍隊的最高指揮機構是中央軍委，按照我軍的建軍原則應該是黨指揮，那麼黨中央的政治局應該是最高決策機關了。但是——且慢，現在又突然冒出個什麼鳥“中央文革小組”，本來跟我扯不上半點啥關係的，可是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來自這個“小組”。它的權威似乎成了至高無上的，那麼中央政治局被架到哪兒去了？是撤消了，還是被解散了？也沒有人告訴你“中央文革小組”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同時也沒有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組”算是最高的權力機關。偌大的一個中國誰能鬧清楚最高的權力機關是什麼？別說我李雲龍是稀裏糊塗的，就在當時的中國也沒有幾個人能夠說清楚，誰要是傻乎乎地拿本《憲法》說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人大常委會，這是憲法規定的。那麼大家肯定會以為這家夥神經是不正常的，在說葷話呢！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拿到國際上意思意思一下就成了，誰會摳這著憲法較勁？進過了認真的思考，李雲龍昏沉沉猶如一盆漿子的腦子裏突然間裂開了一道細細的裂縫，一道理性的微光隱隱約約地透過縫隙射了進來。因而，他似乎明白了什麼，不能鑽進事物組成的亂麻中去思考問題，你要跳出來置身於事外去思考問題，別糾纏在表麵的小事情上。這就是所謂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聽誰的，不聽誰的，什麼是最高權力機關，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這等等等都統統不重要了，關鍵是誰擁有了評判權和解釋權。李雲龍思考清楚了，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原本很簡單的，是政治家們故弄玄虛，把原本簡單的事弄得複雜化了。話又得要說回來，要是光喊喊口號，磨磨嘴皮子，寫寫大字報，革革文化的命，那麼誰願意革就去革好了，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嘛。問題是這兩個造反派頭頭已經不滿足於革文化的命了，他們要高武裝革命，而且動靜越鬧越大，要動用坦克大炮了。這就觸及到了大多數原本想過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輩子的李雲龍終於對革命這兩個字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了，他以為自己有責任製止這種胡鬧式的革命，盡管這樣做要承當極大的風險，甚至是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李雲龍盯著對麵的馬天生，突然間覺得這家夥挺可憐的。他想就算我李雲龍文化低，就那麼點夠塞牙縫的文化，可老子學會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學問，講起革命和理論來頭頭是道的，可那是你思考的結果麼？頂多就是個學舌的鸚鵡罷了，你那些理論哪個是你自己思考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