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中的製度觀念
洛克的“觀念”是作為物質對象的簡單的摹本而開始的。這些對象，在經濟學裏，是商品和個人。然後，由於一種被動的觀念的組合，較為複雜的有關實體、關係和樣態的觀念成為觀念的“集合體”。
這是兩百年來經濟理論的概念。可是，如果心靈本身是一種活動單位，它就實際上創造自己的觀念。觀念不是現實的摹本——它是一種有用的想象，我們從而取得生活或者取得財富。既然謀取生活也被化成一些活動單位，那就需要一種比較複雜的觀念的分類。我們將竭力保持以上所作的對洛克的“觀念”和“意義”的區別，不僅是字眼上的而且是觀念上的區別。觀念是我們用來從事研究的理智的工具。我們將改造人們所熟悉的一些觀念的體係，使它們適合我們的題材。這種題材就是人類通過合作、衝突、以及那控製、解放和擴張個人行動的“業務規則”，在生產和取得財富中的交易。這些外界的活動最初接觸到我們的時候僅僅作為感覺，因此我們不能肯定它們是由我們身體外麵發生的變化所引起，還是由身體裏麵發生的變化所引起。等到認為內部的感覺是由外界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我們就稱它為“感知”。感知是我們給予感覺的意義。可是，到這個程度為止，我們還沒有超過牲畜或嬰兒。
下一步是取得語言，我們用語言把我們的知覺對象叫做“狄克”或“爸爸”，然後按照相同點、相異點和數量將它們分類。就我們的需要來說，有五種相同點和相異點，自成一個體係，從洛克的“簡單觀念”（這是知覺對象）直到他的最複雜的觀念。可是我們不用他的“實體、關係和樣態”那種複雜的觀念，而創立五種心理的研究工具，從簡單觀念到具有高度複雜性的觀念。最簡單的觀念（或者工具）是一種“概念”，從“屬性的相同點”產生出來的概念，例如“人”、“馬”、“使用價值”、“稀少性價值”。較為複雜的是“原則”，這裏我們指的是一種假定的“行動的相同點”。概念不包含時間的成分，而對於一個原則的觀念，時間過程卻是不可缺少的。
從這種原則的觀念裏推論出許多特殊問題，例如法則、因、果、目的。所謂“供求法則”並不是一種法則；它是稀少性原則的一個特殊問題，而且，因為原則含有時間關係，它是一種“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例如，稀少性的原則可能是活動的一種原因、或是活動的一種結果、或是活動者所意圖的一種目的。所有我們也許能把政治經濟學的所謂“法則”歸納進去的其他原則，都是如此；我們可以把它們歸納為一切經濟活動的一種因、果或目的，例如效率、未來性、集體行動的運行法則、以及限製的因素，控製了這種限製的因素就能控製那些補充的因素。各種科學都想要把它的複雜的活動歸納成最簡單和最普遍的原則。如果我們也給政治經濟學做這種工作，把它和物理的及生物的科學區別開來，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部門，那末最簡單的並且因此是最普通的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就是“願意”。“願意”不是“意誌”，也不是洛克的“實體”，或者“存在”，或者“力”——它隻是一種假定的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從對人類行為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然而，因為“願意”的意義包括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那道很可爭論並且也許無法跳過的鴻溝，我們將效法奧格登的“兩種語言的假設”，他用這種說法在類似的情形下從生理學跳到心理學。奧格登會用兩種語言陳述同一件事。
例如，“記憶”是心理學的語言，而“保持力”是相應的生理學的語言。這兩種語言的手段並不解決洛克和現代“行為主義者”的關於無意識的生理學怎樣變成有意識的心理學那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可是它使奧格登能夠從一麵轉移到另一麵，適應了需要，而不至於使他自己對任何一種說法負起無可挽回的責任。在“願意”的經濟學裏，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一種兩種語言的假設；我們需要一種包含心理學、法學和經濟學三種語言的假設；實際上，需要一種四種語言的假設，如果我們肯像奧格登那樣，容納生理學上的行為主義者。我們研究疲勞和推銷術時需要生理學。我們關於“願意”的四種語言的假設是心理學、法學、經濟學和生理學。在心理學方麵，那是觀念、意義和評價；在經濟學方麵，那是評價、選擇、行動和預測，這構成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的經濟量；在法學方麵，那是習俗、政治、習慣法和成文法的集體行動，它控製、解放或擴張交易或機構；在生理學方麵，那是腺、分泌物、神經，它們使身體繼續活動或停止活動。這種關於意誌的四種語言的假設，將承認洛克把觀念作為一個內部世界摹仿一個外部世界，因而注入各種科學的二元論和懷疑主義；可是它超越了他的二元論，由於把他的“觀念”這個名詞理解為四重性的活動——解釋意義、評價、選擇以及服從或不服從習俗和法律的社會規則。“願意”的這四種語言的假設，在“將來時間”的意義上獲得統一。未來性同時含有心理學方麵的預期，經濟學說上的一種可以計量的數值、法律上的未來的實現、以及誘因和製裁所引起的生理學上的分泌的反應。因此“願意”成為一種因、果或目的的普遍原則，適用於某種樣態的行動，決定於人們因為預期的事件而對一些語詞和事件所作的解釋；一種動態，決定於在那些預期事件的人們心裏所引起的對於相對重要性的感覺；一種動態，受到我們稱為製度的那種集體行動的約束、解放和擴張。那行動本身是人們根據這種解釋、評價和限製而反複進行的交易。因此，“願意”的意義是那分不開的解釋意義、評價、交易和管理的活動，這裏麵“解釋意義”是半理智的語言；“評價”主要地是感情的語言；“交易”是經濟的語言；而倫理、法律和財產是集體的或製度的語言中的運行法則。這四種語言的假設使我們能避免在形而上學的困難問題上采取肯定的立場，同時卻可以容納非物質的東西——就是，和交易以及“運行中的機構”分不開的預期。我們用“未來性”替代形而上學。它又使我們可以區別（我們將反複地區別）一切思想過程中必然會有的“類比”的兩種意義，同時卻利用一切語言裏到處都有的那種辭義適當的類比，而不采用不熟悉的語詞和符號，像自然科學可以做的那樣。因為類比不過是發現相同點的方法。
正確的類比是真正的相同點。經濟思想史上曾發生似是而非的類比，由於把根據自然科學推論出來的意義轉移到經濟學上，例如我們已經看到洛克從牛頓的天文學和光學、或者從比較晚近的有機體的生物科學、或者甚至從人類意誌本身作出的種種推論。這些似是而非的類比往往用這一類名詞來表示，諸如“實體化”、“物質化”、“物化”、“給予生氣”、“人格化”、“使永久化”、“萬物有靈論”、“物質主義”。錯誤的類比可以總結為機械論、有機體論和人格化這三種，因為它們錯在把物理學、生理學或個人心理學裏用得適當的觀念轉移到經濟學裏。
這種觀念，我們認為可以避免，可以用“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這兩種觀念來替代，並且認識到我們在說到它們的時候，是運用心理學、法學、經濟學和物理學的四種語言，來表示同一行為的四方麵。這“運行中的機構”和“交易”對經濟學的關係，就等於懷特海的“有機組織”和“事象”對於物理學，或者生理學家的“有機體”和“新陳代謝”對於生物學，或者形態心理學上的整個人格對於意誌的個別行為。凡是有這種從機械論、有機體論或者個人心理學裏移殖過來的意義潛入的地方，我們認為結果所產生的那種理智的工具不適合於經濟的研究，雖然由於語言的貧乏，我們往往不得不使用它們，作為一種可以容許的生動的類比。比原則還要複雜的是“公式”，由心靈構想出來，用以研究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它在研究虛線和虛數的純正數學裏達到驚人的成功。我們構成的其他心理的公式是：買戶和賣戶對他們所參加的一件交易的關係；買賣的交易本身對那運行中的機構（它們是這個機構的組成部分）的關係；個人對社會的關係，公民對國家的關係；等等說不盡的各式各樣的關係。
無論那公式怎麼簡單或複雜，它總是人們心裏所想象的一種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韋伯，在桑巴特之前但是在裏克特之後，創立了一種類似公式的東西，他稱為“理想的類型”。它的目的是消除主觀的因素，提供一個完全客觀的公式，包括研究和了解一切社會事實的關係所必需的東西。因此，他們的理想的類型不包含是非的關係。可是，即使如此，不同的研究者對於什麼是必需的東西就會有不同的意見，或者對於各種東西所占的重要性彼此看法不同，像克朗諾和謝耳廷指出的那樣。因此韋伯創造了“資本主義精神”或者“手工業精神”的理想類型。這種理想的類型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固定不變的，如果事實和它不符，他並不將那理想的類型加以改變，使它符合事實，而是以後再把事實作為“阻力”來談，雖然阻力和類型完全同樣的重要。
可是，交易和運行中的機構的公式避免了這些困難，因為它是從實際行為而不是從各別的感覺或“精神”出發的。沒有必要去找一種內在的精神的原則，來解釋行為的相同點。這種原則本身是客觀的，如果從一個機構的“業務規則”裏產生出來。最複雜的觀念是一種“社會哲學”，通常說起來總是加上“主義”這兩個字，例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土地均分主義、工會主義的哲學等等。我們用“社會哲學”的地方，歐洲經濟學家用“意識形態”。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是純粹理智的。它沒有感情、活動、或發生效果的力量。可是，一種社會哲學有兩個主要的關係點——它以有關人類天性的倫理感情為基礎，樹立一個所希望的目標在未來。這裏顯得主要的是一種目的的相同性，使一切概念、原則和公式的意義都居於次要，服從於目的。這種哲學並不總是一個明確的觀念。它通常是半意識的。如果一個人著手來證明一件事或者一個問題，他怎樣能選擇那些足以作為證明的事實，真是不容易。其實正是我們的社會哲學不知不覺地給我們選擇我們的事實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