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經濟學方法 利益衝突
政治經濟學以往在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集體主義之間變動不定。經濟學家的每一種派別都是從利益衝突中產生的，可是每一種派別都否定它從而產生的那種衝突，認為是不自然的、人為的、暫時的東西。甚至集體主義的專政也計劃要消滅利益衝突。
個人主義各派期望達到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未來的利益協調；集體主義者期望達到在集體財產基礎上的未來的利益協調。
因此，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經濟學說看作未來協調的理想化，不是對現有衝突以及怎樣從衝突中產生秩序的科學研究。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的理想主義有幾個原因。第一是人們假定天賜恩惠和世界豐裕——隻要神的法則不受人間罪孽的阻礙，就不會有利益的衝突。另一個原因是“淨所得”的概念，而不采取總所得的概念。淨所得是個人的總所得和總支出之間的差額。可是，一個個人的總所得是另一個個人的總支出，一個的總支出是另一個的總所得。淨所得的概念裏沒有利益的衝突；衝突起因於一個人的總所得在另一個人是相等的總支出。這種利益的協調相衝突的說法，是由於研究中所用的根本單位而起。商品被看作和有形體的財產——物資的所有權——是同一的，因此利益衝突從而產生的所有權就被忽略了。
當人們必須解說無形體財產或債權時，也把它們和商品同樣地看待，商品的買進和賣出隻是一種取得一筆淨所得的手段。除非采用交易的概念，意味著兩種所有權的移轉以及結果兩種債務的造成，不可能把總所得和淨所得區別清楚。但是，我們使交易不僅成為利益的衝突，而且成為相互依存以及從衝突中建立秩序的集體努力。因此，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起源於利益的衝突，以及人們要把利益衝突改變為一種理想主義的利益協調的努力。經濟衝突變成政治衝突和戰爭，這都是由於稀少性而起；而經濟上的階級是由於利益的相同，要在世界上有限的財富來源中取得和保持一份的所有權。
世界上不僅有兩種階級，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經濟上的階級。最廣泛的分類通常是根據財富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區別，可是，作為所有人，這些又分為買的人、賣的人、負債的人、放債的人、農人、工人、資本家、地主；這些又分為麥農、棉農、銀行家、製造家、商人、熟練的和不熟練的工人、礦主、鐵路所有人等等，可以無窮盡地分成階級、分階級以及分階級的更細的分類。對這些經濟階級和他們的衝突進行研究（不是加以理想化），其重要性在於這些階級一直在根據他們的經濟利益的相同點，組織和團結起來，采取一致的行動。數以千計的這種組織出現和消沒，有些是全國範圍甚至國際範圍的，總部設在具有經濟或政治重要性的大都市，像紐約、華盛頓、倫敦、巴黎；有些隻限於一地或一區，根據他們利益相同的範圍來決定。各處都發生了集體行動的組織，時盛時衰，利益相同的範圍或廣或狹；從這些衝突中或者產生一種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協調、或者產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潰，那需要另一種集體行動——實際政治和戰爭——的實力幹涉，不是造成“協調”，而是從“衝突”中建立“秩序”。
自從經濟學的研究開始和哲學、神學或自然科學分開，研究者所采取的觀點決定於當時認為最突出的衝突，以及研究者對衝突的各種利益的態度。經濟學家當中的這種分歧就是所謂經濟思想的“學派”。我們可以在這裏對這些派別扼要地講一講，以後再詳細陳述。第一種學派是十三世紀和以後的“經院派”經濟學家，他們的領袖是教會神父，最著名的托馬斯·亞奎納（1225—1274年）。
他們生在一種封建主義和強權者的絕對暴力的時代；然而，當時的商人階級已經開始致力於從貴族和教會的支配下爭取自由。新的經濟問題成為買的人和賣的人以及借債的人和放債的人之間的衝突。亞奎納攻擊從羅馬法學中承襲下來的民法，以及希伯來關於借錢給異邦人（非猶太人）的法律。根據羅馬法，以超過實際所值的價格賣出東西或者以低於實際所值的價格買進東西，都是合法的；根據羅馬法和希伯來法（後者隻限於借錢給異邦人），高利貸是合法的。
亞奎納建立了教會神父的“神的”法律，大意是說，既然一切人類都是兄弟，賣出東西取價超過“實值”，或買進東西給價低於“實值”，就是欺騙的罪行；為了錢的使用而索取代價是犯罪的，那是出賣並不存在的東西，因此引起不平等，違反公道。他提出“友愛”來代替“衝突”，作為經濟學說的理想。這種解決經濟衝突的方法，甚至今天當人們考慮到若是在經濟生活中消滅了壓迫、守秘密和不平等，公平和合理的狀態究竟是怎樣的問題時，還要想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創立了鐵路調查委員會、市場調查委員會、商事仲裁、勞動仲裁、司法法庭，各種各樣說不盡的機構。
亞奎納的合理價值的觀念是以勞動成本為基礎，因此他的理論是第一個勞動價值論。其次是重商主義學派，由於封建主義衰落，從前被人輕視的商人階級取得了政治權力。重商主義者的目的是說明君主或立法機關怎樣可以增進商人的利益，從而增進國家的利益，當局可以實行保護稅則、出口獎勵金、股份公司壟斷性的特許、航海條例，或者對殖民地和本國的農民進行剝削；這樣可以造成一種出超的貿易差額，使其他國家的金銀流入本國。
重商主義者在十七世紀中盛極一時，以洛克和1689年的英國革命為最高峰。實際上，他們今天還繼續流行；不過那派別的現代名稱是國家主義、保護（貿易）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或者共和黨。第一個對重商主義提出抗議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在他們當時被稱為“唯一的經濟學家”。他們的領袖魁奈從1753年起就說，重商主義的政策對於像法蘭西這樣的農業國家是極其有害的，因為它偏重製造家、商人、銀行家和他們的公司，而這幾種人是非生產性的，隻有自然力是生產性的。
再說，金銀不是財富——它們隻是流通的媒介，便利財富的交換。這種財富，如果政府不加幹涉，就會像血液一樣，自然地流向需要的地方，供商品交換之用。從這種比作血液的生理學的類比，魁奈和他的信徒們推論出自由貿易的學說——讓“自然”任意發展，不必使政府參加商業。因為“自然”是仁慈的並且能生產財富，不需要那種為了商人和製造家的利益而造成的人為的稀少性。重商主義歧視農業——隻有在這一種行業裏“自然”所生產的超過生產者所消費的，而剩餘歸於非生產的階級。重農主義者的理論今天還有人重新提出來，例如，美國農民說他們供應世界上的衣食，可是不能維持生活或是保養地力，因為那企業階級（他們稱為“資本家”）控製政府，歧視農業。重農主義在法國盛行了三十年，可是這個學派今天在土地均分主義、農業經濟學、單一稅、累進主義或者不久以前的民主黨這些名義下，也還流行。
再其次是古典派經濟學家，從1776年起七十年中他們的領袖是那彼此見解頗有分歧的亞當·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和約翰·穆勒。斯密承受了重農主義者的自由貿易學說和反對重商主義，但是，他的祖國是一個在工業上領導世界的國家。因此，在他和他的信徒們看來，自由貿易會保持英國工業和運輸業的領導地位，讓原料和食糧的生產由其他國家擔任。他代表了重商主義和工業主義的衝突，正如重農主義代表了重商主義和土地均分主義的衝突。因此，他拋棄了重農主義學說中認為隻有自然能生產財富的那一部分，回到亞奎納和洛克的理論。現在他說生產財富的是勞動。工業、商業和運輸業中的勞動也生產財富，雖然他對重農主義者讓步，承認在農業裏自然的恩惠增加了勞動的成果。
同時，馬爾薩斯在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1798年）裏說明了人口增加比自然和勞動的生產力增加得快，並且他提出了稀少性、情欲、愚蠢、困苦，作為經濟科學裏的基本原理。後來達爾文采用了這些說法，加以擴充，在他的《物種起源》（1859年）裏應用到所有的生物上麵。
1817年，李嘉圖，一個敏銳的資本家，采取了馬爾薩斯的稀少性理論，以自然的吝嗇代替了十八世紀那種上帝和自然的恩惠。這是一種從神學到唯物主義的改變：自然不幫助人——她抗拒人，甚至在農業裏也這樣。從這種改變了的對自然的觀點，李嘉圖展開了地主的利益和資本家及工人的利益發生衝突的理論。人口的壓力迫使勞動和資本向外擴充範圍到較低的耕種邊際，或者向下增加深度到較低的生產邊際，結果總是有一種把工資和利潤減到最低限度的趨勢，因為工資和利潤總是相等於在這種最低邊際上所能獲得的數目。
然後，競爭使全國的利潤和工資一律相等，結果在自然的阻力較小的好地上，資本和勞動的所得也不超過在實際使用中的生產力最差的土地上的所得。這就留下了一種剩餘，李嘉圖稱為地租（約翰·穆勒稱為自然增值），完全屬於土地所有者，他們本身不需要花費任何勞動或業務經營。這種地租在英國更由對食糧的保護稅則予以增多。結果，李嘉圖提供了理由，根據這些理由工業家們在三十年後能夠戰勝地主們在議會裏的抵抗，廢除地主們為了抬高糧價而製定的那種保護稅則。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悲觀理論，所謂人口過剩造成遞減的工資和利潤，引起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土地國有論、單一稅製和工團主義等種種學派。共產主義派——根據馬克思在他1846年和普魯東辯論中的說法——保留了李嘉圖的利益衝突，但是不像李嘉圖那樣對土地和資本有所區別。李嘉圖的分析把資本家和工人聯合起來在稅則問題上反對地主。可是，馬克思認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於他把他們都作為隻是財產所有者，他們聯合控製的政府被用來剝削工人——一種非財產所有者的無產階級。糾正的方法是一種未來的利益協調，可是要從沒收一切私人所有權開始，以便把資本家都變成一種無產階級。這一點，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肯定和領導下，在1917年10月的俄國革命中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共產主義引起的反動力在德國發展成為納粹主義。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者代表工資勞動者的利益，而普魯東和無政府主義者代表小自耕農的利益，反對大地主；代表小商人、小工場場主或小包工和零售商，反對大批發商、大包工、以及他們和那控製金融與信用的銀行家的聯盟。
普魯東的剝削者是“商人資本家”，而馬克思的剝削者是“雇主資本家”。從普魯東的小有產者互助主義，以及他的代表勞動力的紙幣，產生了合作生產、合作銷售、信用聯合會、綠背紙幣主義、民粹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是想用農民、工人或小商人的合作行動或政治行動來排除中間商和銀行家。最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由索雷耳在二十世紀初把它們結合起來，稱為工團主義。這個主義引起的反動力發展成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李嘉圖的悲觀主義的另一個結果是土地國有派，約翰·穆勒和亨利·喬治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是這一派的領袖。穆勒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家之列，卻和他們有一點重要的區別，就是他丟掉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改用貨幣作為價值的尺度。他接受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並且，為了避免沒收，建議地租方麵一切未來的自然增值應歸國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