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稀少性的關係（續） “支出”與“收入”安排
某一個服裝工廠在1920年生產一套標準服裝，需要十個工時的有效勞動，可是，在1929年每套隻需要五個工時。效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在同時期內，平均工資從每小時八角增加到每小時九角，服裝的批發價格從每套三十三元減到每套二十四元。
效率用工時計量，勞動的稀少性或服裝的稀少性用元計量。顯然，我們用入量和出量這兩個名詞，假如意思是指元的入量和產品的元值的出量，就一定會發生效率和稀少性的混淆。入量就會是每工時八角或九角，出量就會是每套三十三元或二十四元。
因此，我們用支出和收入這兩個名詞來替代，表示元所計量的稀少性比率。每單位出量的入量從十工時降低到五工時，表示效率上有了百分之一百的增加。雇主的資產中對勞動的支出從每小時八角增加到每小時九角，表示勞動的稀少性增加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從服裝銷售中所得的收入從三十三元減少到二十四元，表示服裝的稀少性減少百分之二十四。然而，凡是常識不用工時而用元計量效率以及經濟學家不加區別地用貨幣的“入量”而不用貨幣的“支出”的地方，這種效率就和這種稀少性發生混淆。
經濟學家為什麼用“貨幣入量”作為效率的尺度，最近由布萊克在所著《生產經濟學導論》中說明了理由，並且遠溯到李嘉圖同樣地用了英鎊，其實當時他的意思是勞動鍾點。他們沒有使用實際的貨幣入量，而隻用一種象征的穩定的貨幣購買力，以便從計算中除去貨幣。為了分析以及分開各種因素，這樣做很恰當，可是結果引起社會的錯誤見解。布萊克區別“物質的”投入和“價格”投入，認為“當物質的投入完全折合成一種價格的標準時，它們可以合並為一個投入數字。”他舉例說明，
“如果一部機器使用三十二分鍾，價格六角四分；三十二分鍾的勞動，價格五角六分；六百四十七馬力一分鍾，價格一元二角；小麥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價格一百四十元；出量是二十五桶麵粉；那末，每桶麵粉的投入是142．40元＋25，或者五元六角五分。這樣，把投入的資料變成價格的標準，克服了物質的投入資料的兩種缺點。”根據布萊克的說法，這些缺點如下：
第一，不可能“把生產二十五桶麵粉所用的三十二分鍾的機器使用、三十二分鍾的人工、六百四十七馬力一分鍾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小麥加在一起。”
第二，“物質投入的資料的缺點是，它們本身完全不包括價格波動的影響。……在工資高昂而機器便宜的時期，製造家盡可能少用勞動，到處用機起來替代；可是，如果情況相反，勞動就會在許多工作上替代機器。”根據這些價格的計量標準，布萊克構成一種“每單位出產的最低成本組合，”這是最大效率點。這種最低的成本決定於一點，在那裏一切固定的和不定的“每單位出產的貨幣入量”的總和是最低的。這樣，在麵粉生產中，“機器入量的最低成本組合，”
在一個作為例證的麵粉廠裏，按照每蒲式耳小麥的不變價格計算，是在小麥的入量為六千七百五十蒲式耳的一點。在這一點，按照付給生產要素的不變價格計算，每蒲式耳的一切貨幣入量的總和是最低的，包括利息、耗損、捐稅、修理和保養方麵的貨幣入量在內。如果入量的其他因素都考慮在內（按假設的不變價格計算），例如建築物、勞動力、監督管理、固定的機器和不定的機器，那末，每蒲式耳小麥的最低成本組合，出現在比九千蒲式耳的貨幣成本略少的一種入量左右。布萊克所作的這些計算，在農業經營以及實際上任何企業的私人管理中非常重要和有用。我們用這些計算作為出發點，說明所需要采取的改變，以便從私人的觀點轉移到集體的或社會的觀點。
首先是物資和所有權的分別，以前曾經講過。可是“物資”這個名詞不恰當。我們代以“使用價值”這個名詞，用一個名稱包括技術上的一切有用的服務，不管服務的對象是誰。這樣，勞動所作的“個人服務”和商品所作的“物質服務”同樣是使用價值。兩種服務都是勞動作出的，一種直接地，另一種通過物資的中間作用。“所有權”這個名詞，在集體行動中，也包括一切所有權的轉移。這裏所指的不是物資的所有權的轉移，而是勞動直接或間接增加的使用價值的所有權的轉移。這些意義和任何主觀的或心理的評價是完全分開的。主觀的價值是個人主義的。
客觀的“價值”隻是由類比推論出來的價值。它們隻是種種關係或程序，碰到不管什麼原因就會發生變化。“客觀性”的意思是指任何本身變化與個人意誌無關的事物。因此，有兩種客觀價值，物質的使用價值和所有權的稀少性價值，一種發源於集體的勞動力，另一種發源於集體控製個人的權力，這種權力我們稱為製度。這些製度之一是貨幣，它是一種集體的工具，由個人用於債務的創造、轉移和解除。
因此，財產或者所有權和物資、勞動或使用價值同樣是客觀的。換一句話說，一切感情、情緒或意誌都除掉，我們暫時采取純粹科學應該采取的態度，純粹理智的態度，沒有感情或沒有目的地分析勞動力在控製自然的活動方麵的集體行動，以及製度在控製個人的活動方麵的集體行動。因此，有勞動成本和所有權成本的區別。後者可以叫做製度的成本。這兩種是人們熟悉的“生產成本”的雙重意義。
把它變成根據活動來說，為了使區別可以清楚，我們用“入量”這個名詞代表勞動成本，用“支出”這個名詞代表所有權成本。勞動成本有三種：體力、腦力和管理的入量。所有權的成本有兩種：使用價值的所有權的讓與和轉移的工具——貨幣——的所有權的讓與。這樣分析的結果成為使用價值的三重關係。它可能指出量，可能指支出或收入。作為出量，它是效用的技術特質和勞動的入量有關。這裏它意味著為了“社會”的財富的創造。作為支出，它是合法控製權的讓與，或者由生產它的勞動者或者由那已經向勞動者取得它的所有權的人讓與。這裏它意味著個人的資產由於讓與而減少。
作為收入，它是所有權的取得，或者從勞動者或者從那讓與的前一個所有人的手裏取得；或者由勞動者從雇主或商人手裏取得。這裏它意味著個人的資產由於取得而增多。既然貨幣（作為一種製度）在技術的意義上是不生產的，它在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係隻是二重的，支出或讓與和收入或取得。既然現代社會主要是一種貨幣—信用經濟，我們就慣於把所有權成本和貨幣成本看成同一的，這種簡略的方法可以實行，如果人們記住貨幣成本總是一種“讓與成本”，在種類上和任何使用價值的所有權的讓與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前麵所舉的服裝廠那個例證，可以用來說明這裏的區別。做一套衣服的勞動成本已經從十工時減到五工時，減低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每單位勞動出量（使用價值）的勞動入量的減低。
可是，對雇主來說，他所支付的勞動的平均工時的貨幣成本已經從八角增加到九角，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這個我們叫做貨幣支出，為了換取勞動出產物的所有權。它是生產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的差額。增加了的生產能力已經使每工時財富（使用價值）的出量提高了一倍，可是工人的增加了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已經使勞動收入增加了每小時一角，同時使雇主的資產減少了每小時一角。如果效率用元來計量，那末，壓低工資的雇主比提高工資的雇主效率較高，如同他采用機器和改良組織，從而減低每單位出量的勞動入量時，是效率較高一樣。
因此，用元計量時，效率具有雙重意義，既是減少工資，又是減少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前者是討價還價的能力，利用相對的稀少性。後者是生產的能力，利用相對的效率。兩者都是生產的“成本”，但是兩種不同的成本。我們加以區別，一種作為所有權的成本或支出，決定於買賣的交易，用貨幣計量；另一種不作為成本而作為入量，決定於管理的交易，用工時計量。同樣的矛盾存在於他的營業的賣的一麵。如果效率是以元為尺度，那末，以高價賣出的雇主比以低價賣出的雇主效率較高，如同他增加每單位勞動的出量時是效率較高一樣。提高價格也許是壟斷的或者人為的稀少性，李嘉圖稱為“名義”價值；而增加每單位勞動的出量是減少李嘉圖的“真實”價值。我們現在應該說：增加企業家的賣價，就是增加他的資產，而增加他的工廠的出量，是增加財富的生產率。人們現在能區別效率的利潤和稀少性的利潤，這種區別福爾曼在他的有名的對法院判決中的意義混淆的分析裏說得很清楚。效率利潤的取得是由於增加每單位勞動的出量率，這等於減少每單位出量的勞動入量率。可是，稀少性利潤的取得，是由於提高收入的價格或減少付出的價格和工資。因此，生產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或購買能力之間沒有相同點，這種相同點在兩者都用同一貨幣單位計量時才隱含在內。它們彼此不同，正如人對自然的關係和人對人的關係之不同。這種區別需要用計量單位加以檢驗。如果能用工時計量，那是人控製自然的能力；如果用元計量，那是人控製人的能力。必須創立名詞來配合這種區別。入量—出量表示人控製自然的能力。支出—收入表示人控製別人的能力。這就是工程經濟和所有權經濟的分別。入量—出量是從物理學和工程學得來的名詞。支出—收入這兩個名詞適合於所有權的減少或增多，這種所有權是資產。這一切名詞都在成本和價值這兩個普通名詞裏混淆不清。入量和出量這兩個對照的名詞是適當的，因為它們發源於物理學和工程學。它們表示一種“能”的量作為入量，變成另一種“能”的量，就是出量。
可是這裏對於科學家、工程師和政治經濟學家分別所用的入量和出量這兩個名詞的三種意義，必須加以區別。自然科學家關心宇宙間能量的不滅。一種形式的能量被變成其他的可是等量的形式。它時而作為電力，時而作為引力，時而作為化學作用，時而作為食物或衣著，時而作為活的人體，時而作為死的人體在消逝中變成其他形式的能。絲毫沒有損失或浪費。實際上，許多時候科學家能確實證明等量的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作為反複的入量和出量。這樣，入量每秒鍾一匹馬力的氣壓等於出量五百五十磅的重量每秒鍾舉高一呎；同時，這個作為入量，等於一種每秒鍾七百四十六瓦特電力的出量；這個再作為入量，等於一種每秒鍾一百七十八卡路裏熱的出量，以此類推，甚至到等量的人體的化學的入量和出量。這些等量
我們可以稱為科學的理想效率，因為，如果能量不滅的理論是對的，那末，能量從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時，全部都有著落，絲毫沒有損失。可是，對於工程師，和科學家不同，這些能量中多數是損失和浪費掉。他關心有用的能（使用價值），不關心沒用的部分。他滿足於實際的效率，因為他使人類的控製參加宇宙的工作。據說蒸汽機的最高效率大約是煤所含的潛在熱量的百分之十；複式凝結蒸汽機大約是熱量的百分之二十五。汽油或煤油發動機可以達到氣缸裏發出的熱能的百分之四十；發電機可以達到機械能的入量的百分之九十，作為電力的出量。據說太陽在一季莊稼期內在一畝地上發出的能量大約等於把一萬五千噸舉高一呎，可是，人力從五十蒲式耳小麥的能量中隻獲得一呎一噸的十分之一。人力的效率僅僅是七萬五千分之一。
科學家想要在熱力、電力、震動、莠草、麥稭、小麥等等中說明一萬五千呎一噸能量的蹤跡；可是農業工程師隻要能把每畝的收獲量從三十蒲式耳增加到四十蒲式耳，就感到滿足。他的興趣在於有用的工作，不在沒用的工作。一切決定於工程師需要什麼。如果他需要響聲，他就構造他的馬達和裝置，盡量產生響聲，其他種種出產都浪費掉。如果他要推動一架縫紉機，那末在響聲和磨擦中消失掉的能量就是浪費。這是我們所謂工程經濟和使用價值的意思。使用價值不是什麼被動的東西——它是自然的能量在人類智力的指導下活動的結果，為了滿足人類的目的，並且盡可能減少浪費。可是，政治經濟學家更進一步縮小入量和出量的意義，因為他的興趣在於人類的能量。
工程師的物質入量對於經濟學家成為人力的出量。它們是自然的力量被人力變成建築物、土壤的出產力、化學合成品。工程師不管他用作入量的是哪一種“能”。他采用隨便哪一種，隻要它和其他的“能”比較起來：在創造使用價值中，效率最高。作為工程師，他也不管對勞動、材料或能量所付給的代價。那是企業家的難題。如果在現有的技術狀態下蒸汽動力比勞動力的效率高，他就用蒸汽動力。每個勞動者是一架機器，因此我們有了一種可以叫做工程師的“機器”勞動論，有別於商人的商品論。“商品”勞動論的關鍵在於因為勞動的多少而必須付給的價格。這是古典的經濟學理論。機器勞動論的關鍵在於勞動比別種機器的效率較高或較低。這是工程師泰勒的理論。可是，政治經濟學家的勞動論的關鍵在於個人作為公民參加一個現行機構的管理、買賣和限額的交易。人類勞動作為一個“人”而出現，就是，作為一個公民，隻有公民才有權利、義務、自由和暴露，而不是作為商品或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