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經濟學家，和工程師不同，隻講一種能量——用那以工時的入量為尺度的人力，把一切他種能量的入量變成人力的出量。物質經濟學家不顧這種人和自然的分別，他們把生產資料、土地和人力的貨幣價格合並成一種單一的入量，雖然他可能看出這種分別對他的目的是有用的。這一來，生產資料的入量是為了使用工具、機器、建築物、公路、製造過程中的物料、燃料、食料、馬、牛、農作物、組織和貨幣而付出的價格。土地的入量是為了使用人工的和自然的作物、森林、牧場、建築地基、鐵路通行權、礦山、石礦、水、石油、瓦斯而付出的地租。人力要素的入量是為了體力、腦力和管理的工作而付出的工資和薪俸。實際上，這些是曆史上的區別和分類，由於把一切都歸結為生產的貨幣—成本，或者所謂貨幣“入量”，和工程師相反，他根據貨幣以外的標準進行分類。工程師和企業家對於人力和機械力都不加區別。它們的出量都是一種機器的出量。李嘉圖和馬克思首先作出這種區別，不是因為他們把工人看作具有財產權利的公民，而是因為他們想要辯別真實價值和名義價值。
因此，除了共產主義者，沒有人信奉他們的說法。然而，假使我們不把他們的理論看作真實價值的理論而僅僅看作計量標準的理論，那末，他們所陳述的就是效率的計量法。經濟學家的效率原則是勞動出量對勞動入量的比率。這一原則所適用的活動是數以千百萬計的管理的交易，它們通過組織和協力的行動，構成財富（使用價值）生產中每工時的生產率。這種一切管理的交易和一切財富的生產之間一切關係的總和，馬克思稱為“社會勞動力”和“社會使用價值”。社會使用價值是總出量，而社會勞動力或者社會人力，包括腦力、管理和體力的勞動在內，是總入量。這是全國效率的尺度。
因此，例如，我們約略地推測，在過去一百二十年內，美國的人口總數增加十七倍，平均勞動鍾點從十二小時減少到九小時，使得工時的數目增加十倍，但是財富（使用價值）的生產總額增加五十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全國效率，以工時為尺度，增加了大約五倍。和1810年的生產率比較，1930年每工時的財富（使用價值）生產率大概增加五倍。這種估計是使用價值的出量對社會人力的比率。這當然是穩健的估計，但隻是一種推測。首先有物質的新發明，像軋棉機，它提高了工人的產量一千五百倍。然後有能量的新發明，例如利用水力、汽力、電力和汽油；最後，人事和心理的新發明，就是科學管理。在那一百二十年內它們肯定增加了勞動的工時效率五倍以上。甚至在最近三十年中。由於運用機械力和人事管理，平均工時效率一定增加了兩倍，也許三倍。現在我們作一種進一步的發現——社會觀點和個人觀點的區別。使用價值是社會的財富的概念。稀少性價值是個人的資產的概念。
我們的製革公司，在價格降落百分之五十以後，所有的皮革形式的社會使用價值，和在價格降落以前完全相等。可是，假使按當時的價格賣出，公司所得的貨幣卻隻有以前的一半。因此，使用價值是社會財富，稀少性價值是價格，而經濟學家的“價值”是企業家的資產，是使用價值和稀少性價值的倍數。
當我們說一個“富人”時，我們本能地感覺到有這種區別，可是，我們也本能地混淆了這種區別。他富有，是因為他占有大量對社會有用的物質的東西，還是因為他能從社會取得大量其他的東西呢？我們說他富有，如果他能取得其他的東西；可是，說他貧窮，如果國家的財富中真正是他的那一份不能買到很多任何的東西。這種財富的雙重意義是可以分別清楚的，如果我們用生產中所需要的社會人力為財富的尺度，用貨幣為資產的尺度。資產是稀少性，財富是豐裕。這就是我們所謂“資本主義”的意思，一種雙重作用：為別人創造使用價值，同時又限製它的供給，以便創造稀少性價值。
因此，資本主義和馬克思式的共產主義不同，需要兩種計量單位，工時和元。一種計量所創造的使用價值，另一種計量它的稀少性價值。一種是財富的尺度，另一種是資產的尺度。資本主義既是一種生產的社會，又是一種貪得的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完全貪得的，像人們用元作為計量單位時它似乎是貪得的的那樣。用工時的時候，它是生產的；用元的時候，它是貪得的。這需要我們回頭再講生產、生產力和效率的意義的分別。生產，按照古典經濟學家和他們的信徒所用的意思，有關為了適應需求而生產的數量，從他們的“生產的”和“不生產的”這些名詞裏可以看出。
可是，生產力和效率關係生產的率，不管所生產的總額或者所需要的數額。更準確地說，效率是生產的速度。它的計量法是每工時的出產率，就是“工時成本”；生產力是這種生產率乘工時的數目。兩個效率相等的廠，其中一個有一千工人的廠的生產力十倍於另一個隻有一百工人的廠的生產力。
這裏有一個問題發生，就是怎樣把貨幣計量變成工時計量。我們又是跟“平均”數在打交道。從事於生產、運輸和交貨的一切體力、腦力和管理的勞動（不是從事於買、賣和供給資金的勞動）的平均每小時工資：是當天的工時單位。不把其他日期的平均工資的變動計算在內，平均工時就成為一種不變的計量單位。這樣，如果平均工資是每小時九角，後來改為每小時一元，人們確定工時的數目時不計算工資上的變動。這是一種簡單的平均，因為我們不能分別機器工人的效率和監督的效率。所有的工人都是必要的，各人都是整個機構的一部分。“生產”的意義以前有關供給和需求的所有權經濟，當早期經濟學家分別生產的和不生產的勞動時，就是這種意思。
在他們看來，生產的勞動是為了銷售或交換而生產——效率和稀少性混淆不清。可是，效率的意義有關工程經濟。工程師本身的興趣不在於所生產的數量。他的興趣在於生產的速率。可是，企業家的興趣在於所生產的數量。當價格可能要跌的時候，他限製生產，或者價格可能要漲的時候，他增加生產，一方麵總是要他的工程師增加生產的速度。實際上，後者是工程師的問題。他不關心價格。他的興趣在於收入對支出的比率——獲利的速度。出量對入量的比率是效率或生產力。收入對支出的比率是價格，決定於產品供應市場的速度和產品被買戶吸收的速度的比例。
工程師越能增加出量對人力入量的比率，他支配自然的能力越大。企業家越能增加他的收入對支出的比率，他的生產對需求的比率越小，他支配別人的能力越大。人支配自然的能力是生產力，用工時計量。他的出產是財富（使用價值）的增加。人支配別人的能力用元計量（稀少性價值）。它是生產量對需要量的比率，產量的限製是價格、價值和資產的增加。
這種生產和生產力的混淆，使經濟學家可能放棄李嘉圖的人力，改用貨幣為效率的尺度。這混淆了生產能力和買賣能力。低價買進和高價賣出變成一種效率的定義，其實它是買賣能力的定義。後者在於利用市場上勞動和商品的相對稀少或豐裕。前者在於利用人類在農場上和工廠裏支配自然勢力的相對能力。如果想要對兩者都應用“效率”這個名詞，就應該問所指的是哪一種效率？是用工時計量的支配自然的能力呢，還是用貨幣計量的支配別人的能力？是講入量和出量的工程經濟，還是講支出和收入的所有權經濟？是生產中的效率，還是買賣中的有效力？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稀少性和財產是當然的。沒有人會那麼愚蠢，生產任何東西超過可以用有利的價格賣出的程度。因此“生產”這個名詞具有生產和限製生產的對偶性的意義。這混淆了兩種謀取利潤的方法——效率利潤，由減低工時入量對出量的比率而取得；稀少性利潤，由增加收入對支出的比率而取得。貨物或財富的生產，和價值或資產的“生產”，更引起了進一步的混淆。就因為這種生產的雙重意義，我們分別“工程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這兩個名詞。工程經濟增加出產量，不管它在市場上的貨幣價值。企業經濟限製和調節所生產的數量，以便維持或增加它的貨幣價值。兩者的混淆從財富作為物資和所有權的雙重意義出發。
因此，古典經濟學家對於出量和收入，或者支出和入量，不加區別。這種區別隱蔽在成本和價值的雙重意義裏。當然，他們假設一個人的出量是他的收入。或者，如果他們看到那種區別，卻沒有利用它。在收入和出量的混淆背後，是那倫理的假設，假設個人的自由權利所有權權利。“在這個名詞的一般意義上，”布萊克說，“人類的努力不能被另一個人所有。”對現代社會來說，這種假設確是不錯，可是問題是，即使在這裏，人類努力的出量，在工資製度下，係被另一個人所有。勞動的出量是加在雇主的財產上的使用價值。它屬於雇主，根據默契的原則，雇主在出產的取得中就對雇工負下了一種債務。事情是雙重的——一種物質的程序和一種所有權的程序。物質的程序是勞動力的入量和出量，不管所有權和資產。
所有權的程序是雇主的資產中貨幣的支出，這是工人的貨幣的收入，增加他的資產；當出產物的所有權轉移給雇主的時候，這是工人的資產中貨幣價值的支出，對於雇主，就成為一種收入，增加他的資產。物質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利用工程經濟學和所有權經濟學的分別，因而認為出量當然就是收入，其原因，如上文所說，在於他們很恰當地假設沒有人會願意工作，除非他預期所出產的使用價值成為他的使用價值的收入。他們從一個與世隔絕的魯濱遜出發，這一點可以認為是自明的。他的出量當他是他的收入，因為沒有中間的交易。
可是，當魯濱遜和忠仆禮拜五兩個人工作、或是有千百萬人工作的時候，出量就不是收入。問題決定於出產歸誰所有。奴隸的出量是主人的收入。工人的出量是雇主的收入。工人的入量是人力。他的出量是使用價值。雇主的貨幣支出和工人的等量的收入是貨幣工資。使用價值和貨幣之間沒有必要的或自然的關係。它們的計量標準是兩種不同的製度，不能相互折合。出量和入量成反比例，作為出量的使用價值對作為入量的工時之間的比率是效率的尺度。可是，一方的貨幣收入和另一方的貨幣支出是相同的。
一個是可以變化的、使用價值（財富）增加的速率；另一個是使用價值單位的可以變化的價格。“支出”和“收入”這兩個名詞之所以適當，是由於它們適合於說明稀少性因支出而增加，可是因收入而減少的那種程序。它包含商品和貨幣的區別。如果一個所有人手裏有一批存貨，交出一部分給他的顧客，那交出去的部分就是他的商品支出。它減少手裏商品的數量——他的存貨——因而增加它對他的稀少性。可是，如果他從批發商或製造商買進一批貨物，那所收進的數量就是他的商品收入，它增加他手裏的存貨，增加它對他的豐裕。貨幣的支出和收入也是這樣。他有若幹貨幣，或是現金或是銀行存款。如果他把這筆貨幣的一部分付給批發商，這是貨幣支出，減少了他所有的貨幣的數量。可是當他從顧客收進一筆貨幣、存入銀行的時候，就是獲得一筆貨幣收入，增加了他所有的存在銀行裏的貨幣的數量。
這樣，支出和收入這兩個名詞有關個人的商品或貨幣的時刻變化的稀少性。它們的意義是所有權的。收入增加所有的數量，支出減少這種數量。所以“成本”這個含糊的名詞必須加以辯別，作為所有權的貨幣或商品的支出（按它們的貨幣價值計算），從而減少所有的資產的價值。“收入”獲得它的恰當的雙重意義，作為取得的貨幣或商品的貨幣價值，從而增加所有的資產的價值。收入對支出的比率是資產的取得的速度。因此，當經濟學家把一切入量都歸結成貨幣入量時，他們得到了混亂的結論，認為最少的成本，或最大的效率，是最低的貨幣成本，包括利息、勞動、折舊、修理、材料等種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