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混淆是日常的常識上的混淆，對一切事物都以貨幣為尺度，並且是可以原諒的，因為經濟科學的理論還沒有吸取馬克思和科學管理所用的工時計量法，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了解工程師的入量與出量的概念，跟所有權的和商業的支出與收入的概念形成對比，所以還沒有充分地辯別財富和資產。一百多年前李嘉圖曾明白指出這種區別，可是，經濟學家們在1845年以後信奉約翰·穆勒，悄悄地丟掉李嘉圖以勞動力為價值尺度的理論，而代以貨幣的價值尺度，這時候正統經濟學家（有別於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一般人的誤解，把最大效率解釋為最少的貨幣生產成本，實際上最大效率是最少的工時成本。最少的貨幣成本是每單位收入的最少支出；最少的工時成本是每單位出量的最少的勞動入量。這一點可以再用我們前麵說過的那個服裝廠為例，作進一步的說明。
該廠減低了縫製一套標準服裝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從每套十小時減到每套五小時左右。這裏我們可以說勞動成本（就是工時成本的意思）減少了百分之五十。這等於反過來說，工廠的效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同樣的話還有其他的說法。以前一小時平均勞動生產十分之一套——現在生產五分之一套。生產的增加是百分之一百。或者，以前五小時勞動生產一套的百分之五十，現在五小時生產一套的百分之一百。這是五小時內增加一套的百分之五十，等於說效率增加百分之一百。
一種說法是另一種說法的反麵，因為效率是一種比率，所以可能這樣。如果每套的勞動鍾點減少百分之五十，就是每個勞動鍾點的套數增加百分之一百。兩種說法相同，等於說效率增加百分之一百。這裏完全沒有說到貨幣，或者工資、利潤、價格、貨幣成本或貨幣收入。這些都是有關商品的相對稀少性的商業問題。可是，我們現在隻考慮生產者的技術上的問題，關於各種生產方法的相對效率和勞動的不同程度的願意工作的心情。“元”是買賣人的稀少性計量單位——“工時”是生產者的效率計量單位。我們用工時入量的產品出量為效率的尺度；用以元計算的價格或工資為稀少性的尺度。我們不能用價格或工資量度效率，也不能用工時量度稀少性。這是生產者和出售者、製造家和商人的明顯的分別。生產者或“製造家”是一個技術家、工程師、經理、工人。
他的問題是怎樣增加每工時入量的出量——就是，怎樣增加工業和農業的效率（出量對入量的比率）。可是，當他變成出售者的時候，他就成為一個商人——買賣人。現在他的問題是價格和工資——怎樣增加他所賣得的代價，或是減少他買進時必須付出的價格和工資。企業由兩種方法都能獲得利潤——由效率和稀少性。完全作為生產者，如果經理和他的工人能增加每小時勞動入量的每小時貨物出量，他們就是成功的生產者——效率專家。
可是，完全作為賣者和買者，如果雇主由於收進較高價格或付出較低工資而增加他的以元計算的淨收入，他就是成功的企業家——稀少性專家。然而，兩者卻是在同一的企業控製之下。這企業控製應該作哪一種活動來謀取較大的利潤呢？作為生產者或是作為買者和賣者呢？可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辯別生產者與效率和企業與稀少性。人們往往說現代效率的大大提高是由於機器替代了勞動，並且機器排斥勞動。可是，機器並不是用來替代勞動，機器也沒有排斥勞動，除了暫時地或者在價格下落利潤減低的時候。事實是直接勞動轉移到間接勞動。
百年前需要九家農民來養活十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現今三家農民就養活十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農業效率在一百年中增加了大概三倍。實際發生的變化是六家農民從直接生產農產品轉移到間接生產農產品。他們現在生產煤、鐵、木材、肥料、鐵路、公路、輪船、農業機器、運送貨物到倉庫等等，這一切間接地生產農產品。實際情況是以前九家從事於農產品的直接生產，一家從事於間接生產，現在隻有三家從事於直接生產，有七家從事於間接生產。
農業的效率不能以直接勞動的出產為標準，而是要以直接和間接勞動兩者的出產為標準。整個國家造成了農業上提高的效率，正如農業上提高的效率解放了勞動，有助於整個國家的出產量的提高。可是，這種說法適用於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適用於任何特殊的農業機構。某一特殊機構從一家工具廠買來農業機器，這家廠從其他所有人買來它的材料：並且雇用勞動製造和運輸製成的工具。那特殊農民所買進的是若幹數量的間接勞動，由以前的各種工業“貯存”起來，供應給他。
這種貯存的勞動由他使用，作為全國的間接勞動中他的一份，連同他自己的直接勞動，生產他的小麥的莊稼。這種貯存在農具、肥料和其他改良設備中的間接勞動，由於使用或陳廢而損耗，必須由新的和效率更高的工具、肥料和設備來補充。若是工具等平均五年內完全損壞或者陳廢，他就必須計算每年使用他從其他工業中取得的貯存勞動總量的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十。
那末，為了確定他實際使用了多少勞動，他必須在每年的直接勞動的工時數目上加上他的農具、肥料和改良設備中所貯存的勞動的工時數目的五分之一。適合這種區別的一套名詞是“活勞動”和馬克思的所謂“物化勞動”。農人所用的物化勞動等於他的農具、肥料和改良設備的損耗和陳廢。如果它們平均每年損耗百分之二十，他就是每年使用自己手裏所有的物化勞動的百分之二十。這是間接的或物化勞動的工時數，他必須加到直接的或現行勞動上去，以便確定他在生產小麥中實際使用了若幹勞動。這是全國的間接勞動總量中他每年用在小麥莊稼上的一份，加在他自己的直接勞動上。
那末，如果我們僅僅用活勞動量度一個農業機構或者服裝工廠的日益增加的效率，顯然這種算法是誇張了的。這是一種通常的錯誤。我們的除數——勞動入量——必須增加，不僅要包括直接勞動或活勞動，而且也要包括間接勞動或物化勞動。這種算法，把增加的機器的使用考慮在內，減低表麵的效率的增高。
上文所舉的服裝廠的例子，效率增加百分之一百的算法隻以直接的或活勞動為根據。效率的增加實際少於此數，因為新添的以新機器為形式的物化勞動沒有計算在內。假使計算在內的話，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勞動的增加的效率，一定會不到百分之一百。如果每工時直接的活勞動的出產量增加百分之一百，是因為采用了物化在機器裏的間接勞動，這並不意味著活的勞動的效率增加了那麼多，因為，我們沒有計算製造機器所需要的那額外的勞動量。
拿我們的農業的增加了的效率來說，我們必須承認，以前用於現行生產的勞動有一部分被投入間接生產，構造生產鋼的機器以及用於小麥的直接現行生產的農業設備。這種由物化勞動所作的間接生產可以稱為“技術資本”的作用。這種資本的數量應該用工時計量，然後作為折舊和陳廢間接費用，加在生產工時上麵。我們把這樣用工時計算的這種資本叫做技術資本，以便有別於以元計量的商業資本。
它接近古典經濟學家的資本概念，雖然更恰當地叫做“資本工具”和“財產”。商業資本有時候被認為是工廠或農場和設備的市場價值，可是這種價值隨著價格，利潤和工資的變動而變動。或者商業資本有時候是投資額，可是這種數字隨著股票、債券和土地價值的市場價值的變動而變動，決定於預期的利潤和地租。商業資本賺得利息和利潤，我們將稱為財務的邊際。
可是，技術的資本不賺得任何東西——那是出量，不是收入。商業資本的價值決定於出產的未來價格和數量，這意味著各種出產的預期的稀少性，以元為尺度。可是，技術資本的數量決定於一切勞動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數量和效率，包括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以工時為尺度。
因此，我們有兩種不同的“間接費用”，利息和捐稅營業間接費用，通稱“固定費用”，和物化工時技術間接費用，通稱折舊和陳廢。這兩種間接費用都越來越非常重要，由於全國的勞動力在所有的產業中都從直接勞動轉移到間接勞動，就是，從活勞動轉移到物化勞動。這兩者又是在同一的企業控製之下。國家政策使企業家應該走哪一種方向呢，為了私利，他們應該怎樣指導他們的企業呢？趨向擴大商業資本，還是趨向擴大技術資本呢？這意味著，擴大固定費用中利息和慣常的利潤，還是擴大固定費用中折舊和陳廢呢？還有另一種間接費用勞動，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就是“薪水生活者”間接費用。
這可以叫做“活的間接費用”，不是“物化間接費用”。維持和提高產業效率所需要的一切科學家、工程師、經理、辦事員、會計員、設計員、管理員、監工，是人力的一部分，簡單地統稱“管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意味著勞動越來越多地從體力轉移到事務的和管理的勞動。這些無疑地增加勞動的效率，可是，如果像通常說到勞動的日益增加的效率時那樣，不把他們計算在內，那就犯了兩種錯誤。不僅僅是體力勞動增加它自己的效率。
而是腦力、體力和管理的勞動合在一起增加效率。必須把它們一起計算在內，否則效率增加的推算是言過其實的，如果勞動從體力被轉移到腦力和管理的工作，量度效率增加的“平均”工時，是一切體力、腦力和管理的勞動的一種均數，不管那是活勞動、活的經常勞動、或是物化的經常勞動。在計算平均時，每一個人算作為“一”，不管是總經理或者使童，不管是男工、女工或童工。
事實是，如上文已經說過，我們不知道經理的效率是不是比使童的效率較高。我們知道他得的工資較多，可是那是因為經理比較稀少，不是因為他們的效率比較高。假使他們像使童一樣的多，他們的工資大概不會高於使童。這種增加了的豐裕，是今天“知識分子”的局麵，並且也許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興起的最大因素。如果知識分子和“薪水生活者”的工資比體力工人的工資少，那不是因為他們的效率變低——而是因為他們變得比以前豐裕或是多了。
關於他們的比較效率，我們隻知道每個人對整個機構的有效力的運行，都是必要的。作了這些說明以後，我們回頭再講我們的服裝工廠，該廠隻就直接的活的體力勞動計算時，提高了效率百分之一百。可是用活勞動和管理以及物化勞動的折舊和陳廢兩方麵來計算，我估計了該廠的效率增加是百分之七十五，不是百分之一百。換一句話說，做一套衣服所需要的工時的比數減低到十比七又二分之一，不是十比五。這樣，每工時各種平均勞動的出量增加百分之七十五是每套所需工時數減少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不是減少百分之五十。這兩種算法，效率都是增加百分之七十五，不是百分之一百。在這些計算裏，產品質量的提高被認為等於產品數量的擴大。
因為，質量往往也能用工時計算。如果質量提高而工時不增多，就是效率有了相應的增加。如果需要相應地增多工時才能提高質量，就是效率沒有增加。一套“標準”的服裝是一套質量沒有改變的服裝，所有其他的衣服和質量上的改進都被該廠的會計員折合為和標準服裝相等的工時數。這樣，把質量折合為數量，從而算出該廠的效率，作為一個整體，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或者，顛倒過來說，每單位標準產品的工時數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
當效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時候，該廠發生兩種情況。服裝的價格減低了，可是減低的程度不致使生產者失去他們在效率提高上的利益。工人本身的速度沒有增加，因為他們的速度由於計件已經增加了，因此所增加的效率完全出於較多和較好的機器以及較好的管理。
可是，第二種情況是勞動的鍾點大大地減少了，每小時的工資和薪俸大大地提高了，企業的利潤肯定地增加了。當效率提高百分之七十五的時候，假使服裝的價格減低百分之三十三，那末服裝的買戶就得去了效率提高的全部利益，生產者就不會因為效率提高而得到種種利益，例如減少工作時間以及增加工資、增加利潤和增加對額外投資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