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效用的另一種意義是物質的使用價值，不隨著豐裕而每單位遞減，也不隨著稀少而每單位遞增。因此維塞爾的“價值”是以貨幣計量的稀少性價值和以噸、蒲式耳等計量的使用價值之間的機能的關係。它是一切職業、產業和農業中常見的價值的反論。顯然，這種邊際效用可以折合為元和分，這種使用價值折合為若幹蒲式耳小麥。一批小麥收成的價值是兩種可變數的函數，這兩種可變數是它的以價格（邊際效用）計量的稀少性價值和以蒲式耳計量的使用價值的數量。若是沒有收成，它的價格象征性地上漲到無窮大，可是它的價值落到零。如果數量是十億蒲式耳，價格落到一元，收成的價值就增漲到十億元。如果收成增加到十五億蒲式耳，價格落到八角，收成的價值就進一步增漲到十二億元。如果，最後收成增加到二十五億蒲式耳，價格落到四角，收成的價值就減低到十億元。
這確實是一種反論，可是自從兩百年前格萊戈裏·金時代以來很常見的一種矛盾的說法。維塞爾本人指出，正是這種反論使普魯東作出他的關於價值的自相矛盾的理論。可是，普魯東把它說成黑格爾式的正題、反題和合題，維塞爾卻說成效用和數量的機能的關係，然而這是價格和數量的機能的關係，這又是稀少性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機能的關係，它們的互相依賴的變數是價值。兩種因素的這種變化性可以用另一種方法描寫，像那些效法戈森和哲逢斯，而不效法門格爾和維塞爾的人所描寫的那樣。代表效用的曲線從一種假想的完全沒有供給的狀態開始——例如在無水的沙漠裏的水——然後陸續表示單位的增加和它們遞減的效用。在完全沒有水的地方，每個單位確實有無限的效用，因為那是一種生死的問題。可是，水的使用價值的不斷增多，就是每單位的效用遞減。在某一點上是邊際效用。在那一點，全部水的價值是邊際效用乘水的總量。
顯然，這不過是一種簡便的公式，表示“稀少”和“豐裕”的顯而易見的意義。豐裕的增加和稀少的低減是同樣的東西。用價值來說，使用價值的增多就是每單位稀少性價值的減少，使用價值的減少就是每單位稀少性價值的增加。效用這個名詞顯出它的稀少性和使用價值的雙重意義。稀少性價值可以量度，作為價格；使用價值可以量度，作為若幹加侖；價值可以量度，作為若幹加侖乘每加侖的價格。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邊際效用或價格和商品數量或使用價值的倍數，看到和李嘉圖及馬克思描寫為“勞動時間乘每小時自然阻力”相同的價值的意義。價值，根據以貨幣為尺度的稀少性來說，是價格乘商品的數量。價值，根據遞減的效用來說，是邊際效用乘商品的數量；價值，根據勞動力來說，是工時數乘自然阻力。
可是，後者是效率；前者是稀少性。關於維塞爾的“價值的反論”的比較新近的討論，是費希爾和費特對於價格的定義的辯論。費希爾曾區別維塞爾公式中的價格和價值，然而他用“價格”而不用邊際效用，用財富而不用使用價值。他所用的價格的意思是在交易中雙方同意的一種每單位的價值，他所用的“價值”是作為“由於用價格乘數量而得的一定數量的財富”（我們應該說資產）。他說，“這種價值的定義，作為應用於財富的集合體（資產），而不是應用於一個單位，似乎違反經濟學上的習慣用法；可是，非常接近企業家和實際統計家的習慣。”費希爾在評論了經濟學家們所提出的各種主觀和客觀的意義以後，接下去說：
“似乎最好要使我們的價值和價格的定義盡可能符合商業上的習慣，這種習慣用法本能地和一貫地把‘價格’這個名詞用於個別單位，把價值用於集合的總體。”他因此取得“財富的數量、價格和價值”三種數值，意思等於維塞爾的數量、邊際效用和價值以及我們的使用價值、稀少性價值和價值。費特從心理學的觀點批評費希爾，他說：
“……在這裏‘價值’被變成一種已經滿足的用途。物品的價格或數量的任何單位都是武斷的，凡是說到一種價格的時候，總必須明白地指出或者含蓄地暗示；例如價格以分計或者以金銀若幹盎斯計，按每蒲式耳、每車、每噸的穀物、棉花、鐵等等計算。反過來說，集合體這個名詞是一個武斷的名詞，而且可以認為是一個單位，如果人們喜歡的話。這樣，一蒲式耳小麥不過是許多粒小麥的集合體。因此，價格這個名詞，不論用在慣例的所謂單位上或是單位的集合體上，都可以不致引起淆混，新的定義完全沒有益處。另一方麵，如果使價值這個名詞脫離那不能缺少它的主觀的用法，專門詞彙的損失就重大了，因為那一來就使得人們不可能了解晚近關於價值的討論。”費特的批評的關鍵在於“武斷的”、“集合體”和“慣例的”這些詞彙的習慣的意義，作為和個人主義的意義相對比。計量的單位確實是“武斷的”，例如噸、公尺、碼、元。一個國家的單位和其他國家的單位不同。然而，當一個國家是“武斷的”或者一種辦法是“慣例的”時候，我們稱為習俗、習慣法或者成文法。實際上，一切製度都是慣例的甚至武斷的，因此邊沁在經濟理論裏不談它們，費特在“晚近的關於價值的討論”裏也不談。可是它們是武斷的和慣例的，不是在個人主義的意義上，而是在集體的意義上，因為法庭將用它們來判決利益的衝突，並且因此買賣人或工人如果讓他自己的意誌反抗集體的法定的單位，企圖按照他自己的主觀的計量單位來經營他的業務或者取得報酬，他就沒法繼續營業或者得到工資。經濟學家可以說它們是武斷的，如果他忘卻了習俗和法律，因而把他自己和那在交易中支配個人的慣例分割開來。對經濟學來說，“慣例的”意思是指習俗、習慣法和成文法。維塞爾的“價值的反論”滿足費特的心理的解釋的需要。在那種說法裏，“價值”這個名詞被給予“一種主觀的用法”，事實上是對於“了解晚近的關於價值的討論”的一項重要貢獻。維塞爾的“遞減的效用”是主觀的；他的“邊際效用”是主觀的；他的效用對數量的機能的依存關係是主觀的；他的結果的“價值”是主觀的。困難在於它們像費希爾的“數量、價格和價值”的數值那樣，既不能測量又不能用法律執行。它們不符合法律上可以執行的、一切交易賴以獲得準確和安全的計量單位。當“邊際效用”變成價格的時候，大多數人感到那是他們的特殊交易中供求的結果的尺度；對經濟理論來說，這是稀少性的原則。當若幹數量的物品被生產出來或是被把持不賣的時候，人們一般地認為是若幹數量的社會效用或者經濟學家的使用價值被增 加或者被把持了。當一千噸生鐵每噸售價二十元的時候，一般的說法是這一批生鐵的價值是二萬元。這是交易的、習慣的和習慣法的看法。沒有疑問，從曆史觀點來說，經濟理論必須經過心理學的快樂主義階段，才能脫離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那一番討論在使用價值和效用的意義上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和進一步了解人類對自然的依賴。可是，我們回顧一下，就看出那是各種科學都經過的“萬物有靈論”。它的數量和力量被人格化了，因此沒法量度。拉伏西爾去掉神靈而測定數量，煉金術就變成化學。神靈觀念變成牛頓的動律時，占星學就變成天文學。同樣地，當費特的主觀效用或邊際效用變成價格，費希爾的價值變成資產，以元、蒲式耳、規定的等級為尺度，並且由習俗和法律來執行時，經濟學上的人格化就變成經濟科學。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