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稀少性的關係（續） 門格爾、維塞爾、費希爾和費特
以上的論述似乎已經預先說到心理經濟學家那一派。雖然戈森在1854年、哲逢斯在1862年、門格爾在1871年以及瓦爾拉在1874年各自獨立地創始了心理的或者邊際效用的價值論，我們選擇奧國學派初期門格爾的解說，因為他的心理的分析是用數量的客觀名詞陳述的。
門格爾認為一件物質的東西必須具備四項條件，才能成為一種有效用的經濟物品，就是：（1）關於一種人類欲望的知識或預期；（2）一種物質的屬性使它合宜於滿足那欲望；（3）對於這種合宜性的知識，正確的或錯誤的；（4）對這件東西或其他東西（作為工具）的控製，以便取得這件東西，用來滿足欲望。
這些必要條件的第一和第三兩項，我們已經用“意義”這個名詞指出，因為它們所表示的不是精確的知識，而隻是感情的程序，對於一物對人類的用途賦予相當的重要性。第二項我們稱為使用價值，因為它是一種物質的屬性，不隨著豐裕而減少，也不隨著稀少而增加，並且和李嘉圖及馬克思的財富的意義相同。第四項我們區別為物質的控製（門格爾認為等於技術），或者所有權的控製（他認為等於經濟製度）。到這裏為止，稀少性的概念沒有在門格爾的必要條件中出現。他用欲望和需要量的區別引入這種概念。欲望是完全主觀的，而需要量是客觀的。欲望是純粹的感覺，強弱的程度不同。需要的數量是對環境的適應。需要的數量是在當時和當地所需要的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
因此，它總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社會在特殊的時間和地點所需要的一種有限的數量。門格爾說，以前經濟學家認為欲望是無限的，他們的錯誤在於不能區別種類、時間和地點。各種欲望，總的來說，也許是無限的，可是當時和當地所需要的某一種的數量卻是有限的。門格爾用了很多的篇幅說明他的新的“需要量”概念既是一種熟悉的概念，又有一種客觀的量的意義。欲望本身完全是不同程度的感覺，對於所需要的客觀的數量沒有理智的關係，這種數量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對當時環境下的某一個人，總是一種有限的數量。所需要的數量和實際認可的需要有關，那不是無限量的需要，而是隻要取得一種有限的數量，當時必須拿較大和較小的數量跟所需要的其他東西的較大或較小的數量權衡比較，並且還要考慮在當時當地取得一定數量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的有限的能力。
我們在某一餐中不需要無限量的牛排——我們隻需要適當數量的適當的牛肉，並且需要幾種其他的東西和它一道吃。製造家在一時一地不需要無限量的生鐵——他隻需要適當的數量，配合他能以有利潤的價格售給顧客的輾鋼產品的數量。可是，門格爾所研究的比個人更進一步。他的需要量是社會需要的數量。他的可能獲得的數量是由社會供給的。兩種數量的關係是他的稀少性的“社會關係”。用數學的名詞來說，這是社會需要量和社會供給量的比率。這種比率是價格。那社會關係的兩麵可以各自獨立地變化。如果需要量增加，價格就上漲；需要量減少，價格就下跌。如果供給量增加，價格就下跌；供給量減少，價格就上漲。
當然，這就是人們熟悉的供求的社會關係。門格爾認為這是和經濟學有關的唯一的社會關係，並且用演繹的方法從而引伸一套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他的獨到之處在於把它和個人的主觀感覺聯係起來。這些事實極其平常和熟悉，可是門格爾和戈森、哲逢斯或瓦爾拉的不同，在於他就用他從而推論出主觀感覺的說法的這些數量的說法，陳述了這個問題。兩者確實是分不開的，他們的說法和門格爾的說法同樣的熟悉和平常。可是，他們得到他們的概念是通過邊沁——他想像感覺可以分裂為快樂的單位和“若幹量”，但完全沒有發現這些快樂單位的強度隨著物品數量的增加而減低，或者相反地，隨著物品數量的減少而增高。他們因此從那決定於數量的主觀感覺出發，而門格爾卻從感覺所依賴的數量出發。實際上，兩者都是感覺和數量相互依存的一種機能心理學，可是，他們的是主觀的一麵，門格爾的一麵是客觀的。然而，甚至門格爾的數量也不是直接可以量度的。
它們可以間接地量度，從量度它們的效果著手。它們的效果是構成他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社會關係，就是，某一種商品的需要量和供給量的關係。顯然這種關係就是稀少性的關係，或者價格。因此，門格爾的經濟學的題材是稀少性而不是感覺。他用了“效用”這個含糊的名詞（這一名詞別人用邊沁的快樂的意義來解釋），因而隱蔽了門格爾的真正貢獻，使得人們注意個人主義的、隨著所需要的東西的數量增加而遞減的欲望的強度，其實他真正在建立社會的遞減或遞增的稀少性的觀念，這種稀少性決定於兩項可變數——社會所需要的數量和社會所能有的數量——的不斷變動的關係。
因此，他不過是對那舊的以貨幣表示的需求、供給和價格的公式，給予一種較為特殊而又較為普遍的意義，適用於一切物品，可是，不利用貨幣。他的所需要的數量是“需求”，他的所能有的數量是“供給”，他的邊際效用是“價格”。邊際效用是社會需要量和社會所有量之間可變的關係的不斷變動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貨幣經濟中是需求和供給的不斷變動的關係所產生的價格。在貨幣經濟中，和在門格爾的商品經濟中一樣，需求和供給不能直接量度，可是，被量度的是它們變化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度量標準是價格，因此價格是稀少性的變動的關係的尺度，也就是他的邊際效用，由貨幣來表示。這確實是一種重大的和新穎的識見。它把心理學從“快樂”改變到“稀少性”。維塞爾區別了快樂主義者的遞減的感覺的強度和門格爾的需要量與所有量的關係之間的機能的關係。
他承認他所澄清的隻是門格爾以前已經發現的東西，可是，他由於使用“效用”這個含糊的名詞，也迷惑了奧國學派的信徒。假如他和門格爾使用“遞減的稀少性”這個名詞而不用“遞減的效用”，使用“價格”這個名詞，而不用“邊際效用”，那末，他所做的工作顯然就是陳述一種完全客觀的和可以量度的稀少性的學說。維塞爾對門格爾的分析的解說，關鍵在於價值和價格的區別以及他關於它們的機能關係的觀念，這種觀念他稱為“價值的反論。”在價值的概念裏有兩種可變的因素，像我們已經在李嘉圖和馬克思身上看到的那樣。
然而，維塞爾認為，一種是遞減的欲望的感覺，叫做遞減的效用。另一種是所需要的東西的遞增的數量。每單位的效用隨著所有量的逐步增加而繼續低減，結果，假如單獨考慮效用，它會遞減到零點，甚至會成為反效用——一種討厭的東西。這樣他采取了“效用”的改變了的意義，從使用價值改變到稀少性價值。可是，在另一方麵，所有量（效用）有它自己獨立的變化性。把兩種可變數結合起來，如果每單位效用的減少不如所有量增加得快，那末，在增加中的數量的價值就增高。可是，如果每單位的效用的減少比所有量的增加較快，那末，在增加中的數量的價值就減低。這是“價值的反論”，因為價值是每單位效用和單位的數量的倍數，兩者可以各自獨立地變化。如果現在我們回到以前討論過的效用的雙重意義，我們發現每單位遞減的效用隻是價格的人格化，它的意思完全是遞減的稀少性，就是，遞增的豐裕，以遞減的價格為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