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和稀少性的關係（續） 馬克思和普魯東
應該已經看出，李嘉圖的名詞所有的雙重意義的關鍵在於他假設貨幣的購買力是穩定的。他所舉的例證都是用貨幣來說的，其所以可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假定貨幣的購買力對每種特殊商品都是穩定的，從而實際上排除了貨幣。這樣，他實際所做的工作，不是完成一種價值論，而是完成一種效率論。他的計量單位是一種人力的單位，象征性地用英鎊作代表。馬克思用工時替代李嘉圖的工日、工月和工年，然後創立了他也認為是價值論的東西，可是那是一種效率論。
同時，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逐漸地從政治經濟學裏不見了，除了有麥卡洛克死後的喘息。約翰·穆勒於1848年悄悄地用貨幣成本替代勞動成本，並不了解他這樣做的後果；這一來勞動價值論真正地被埋葬了。可是，一方麵這種理論卻在馬克思手裏完成了奇妙的複活，他正確地宣稱他自己是真正的李嘉圖派。我們從轉化的黑格爾派哲學家馬克思身上，對於樸素的買賣人李嘉圖的混淆的說法，獲得最清楚的了解。馬克思在他和另一個黑格爾派哲學家普魯東的辯論中完成了他的分析。這一場討論第一次把李嘉圖的價值論分裂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他們的討論以前，甚至以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被認為是同樣的東西，社會主義。討論的結果是馬克思用在普魯東身上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用在他自己身上的“科學社會主義”。
可是，兩者都是空想的，都不是科學的。它們都是黑格爾派的形而上學。黑格爾派的方法論不是包括假設、調查、實驗、證明的科學方法，不能適合不斷變化的觀察的事實；它是那種哲學的方法，從一個預先注定了將來必須實現的大觀念開始，然後把它分析為若幹一定會發展到那大觀念的小觀念。這種辯證法表現為兩種方法：分析的，被普魯東所采取；發生論的，被馬克思所采取。這是同一宇宙觀念的兩種說法。分析的方法是包括正題、反題和合題的心理程序。發生論的方法是曆史上文明的發展趨勢，從正題原始共產主義到反題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又回到必然的合題——未來的共產主義。
實際上這是黑格爾的世界精神觀念的一種轉化。黑格爾的“精神”結果會產生一個未來的德意誌帝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結果會產生一種世界共產主義。可是普魯東，像斯密和李嘉圖那樣，從一個為自己生產使用價值的個人的觀念開始，這一個人然後去找其他的個人，建議拿他自己不需要的剩餘來交換。因此，普魯東把為自己的生產和跟別人進行買賣分開，把使用價值說成和稀少性價值對立的相反的東西。
因此，他的“經濟的矛盾”這個名詞，是他的哲學的基礎。普魯東的“效用價值”是斯密和李嘉圖的物質的使用價值，它隨著豐裕而增加並且是勞動所生產——普魯東認為是“一切自然的或產業的產品所具有的有益於人類生活的能力。”因此，它的意義和邊沁的“幸福”相同。
普魯東的交換價值是隨著豐裕而減少的稀少性價值，被解釋為同樣產品“所具有的可以相互交換的能力”。這種能力因此決定於買賣程序中兩種使用價值的相對稀少性。因此，他的使用價值是正題；他的稀少性價值是反題；他的把兩者統一起來的“綜合的價值”，就是他叫做“構成的價值”那種東西，決定於他的所謂“意見”。可是，他的“意見”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我們所謂談判的心理，就是人們在一件自由的買賣的交易中怎樣對於價格、數量和交貨時間，雙方意見一致。這種買賣的交易應該不受政府的一切暴力的強迫，不受“財產”的一切經濟的壓迫。既然財產本身是政府創立的，他要破壞財產就得破壞政府。
普魯東認為“財產是掠奪，”因為它是用暴力來支持經濟的壓迫。這種財產的壓迫必須予以消除，然後關於價格和數量的買賣的協議才能完全出於買賣雙方自由的和平等的“意見”。因此，普魯東和馬克思的區別是買賣和限額的區別。普魯東想要消除政府，從而達到自由的和平等的買賣；馬克思想要消除買賣，從而達到完全的限額。普魯東的自由的和平等的買賣，不過是和英美習慣法中所要做到的“合理的價值”相同的概念。他的“構成的價值”是法庭的所謂合理的價值，因為它是“願買願賣”的雙方所同意的一種估值。
可是，普魯東，不熟悉曆史上的習慣法的理想，不得不把它黑格爾化，作為“綜合的價值”或者“構成的價值”，這種說法調和了使用價值和稀少性價值的對立，如果買賣雙方是完全自由的。可是，為了在願買願賣的基礎上調和這兩種價值，普魯東必須消滅國家執行財產權利的權力，這種財產的權利可以掠奪買方和賣方。這種掠奪，在買賣的交易中，作為不是產生於當事人自己的勞動的各種形式的貨幣所得而出現，例如利息、利潤、地租、資本家所取的高價以及太高的薪俸。這些是財產，這些是掠奪。
因此，必須了解，普魯東把財產作為“掠奪”的意思，不是指一個人由於他自己勞動或者由於和其他也是由於自己勞動而占有財產的人進行自由談判而取得的那種個人的財產。他不是要廢除這種財產，可是他認為假如政府廢除了，這種財產一定還會存在。實際上，無政府主義意味著最最不能讓與的、可以交換的和個人的財產，隻要它的基礎是勞動以及自由和平等的買賣。著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艾奧華州的農場和市集中發現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典型。
經濟學家們對於地租、利潤（包括利息）和工資的區別，對他沒有意義，正如這種區別對艾奧華的農民沒有意義一樣，如果那農民隻是靠他一家人的共同勞動的使用價值維持他的家庭，然後在市集上通過自由和平等的買賣出售他的剩餘。經濟學家們不可能把那農民的使用價值的收入分成地租、利潤（利息）和工資，這種收入，對普魯東來說，和對於那農民一樣，隻是那農民因為他的聯合所有權、聯合管理和聯合勞動而獲得的聯合報酬。
如果他能和其他農民在市集上對於他們的剩餘的交換價值達成協議，雙方都不受任何強迫，那末，這樣“構成的”交換價值，就是他的所謂“綜合的價值”。可是，用習慣法的語言來說，它就是所謂雙方願買願賣的“合理的價值”。
原因在於普魯東的理論是根據商業資本主義和地主經濟，馬克思的理論是根據工業資本主義。支配法國的是商業資本主義和它的商業金融；支配歐洲其餘部分的是地主經濟和佃農製度。這種區別，在美國，漸漸地被認為是“自耕農”和“地主農”的區別，以及“小企業”和“大企業”的區別。
普魯東代表自耕農和小企業。他的立場是反對商業資本家和銀行家，這兩種人控製了市場的機會，從而使小企業淪於一種血汗工廠競爭的情況；他又反對向佃戶勒索地租的地主。針對著這些，普魯東把財產解釋為掠奪行為——不是針對那被壓榨的自耕農、雇主、工匠和零售商的小財產。1849年，他在他的報紙“人民報”上說，“我們願望人人應該有財產。我們希望不帶有重利盤剝的財產，因為重利盤剝阻礙財產的增長和普遍化。”所謂重利，他的意思不僅指高利息，而且指一切太高的價格、利潤、地租和薪俸。
1848年革命中人們準備他的補救辦法，設立他的“人民銀行”時，才弄清楚他所主張的一切原來是自願的合作買賣和合作信用（比較新近組織的“信用協會”），可是，連合作生產都不是，因為那就必須使個人生產者服從合作生產者。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是他要在世界範圍內把個人財產和自動的合作買賣和借貸結合起來。因此，他的正題是隨著豐裕而增加的使用價值；他的反題是隨著稀少而增加的交換價值；他的綜合價值是買賣的交易中平等和自由的合理價值。為了這些革命性的主張被監禁了三年以後，普魯東接受政治家拿破侖三世；那不算他的矛盾，因為拿破侖三世放他出獄，並且把普魯東的自由和平等用作他自己的獨裁政治的標語。可是，馬克思把雇主看作資本家，而普魯東把商人和銀行家看作資本家。馬克思注意英國的工廠製度，普魯東注意法國的手工業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