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預期地主經濟變成一種工廠製度。普魯東希望把地主經濟（在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分裂為小農所有製。在馬克思在英國看到的工廠製度裏，雇主已經把普魯東的自營業務的工匠改變為工頭，把工資勞動者改變為一群性質相同的勞動。因此，普魯東要用自願的合作和個人買賣排除批發商人和他們的銀行家，馬克思卻要用共同所有製和政府管理排除工廠裏的雇主，用共產主義的限額製度廢除討價還價的買賣。當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付給小生產者的時候，普魯東對它們不加區別。它們被混合在一起作為對勞動的一筆報酬。馬克思對社會化的生產者也是這樣。
不僅李嘉圖的地租，而且他的雇主資本家的利潤以及付給銀行家和投資者的利息，都被混合在一起作為一筆總的由財產所有者剝削的共同基金；這樣，勞動力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從勞動者手裏被人奪取，不是通過買賣的程序（像普魯東認為的那樣），而是在生產的程序中完全由於物資的所有權關係。普魯東是李嘉圖的無政府主義化；馬克思是李嘉圖的共產主義化。馬克思把他的社會勞動力比做一窠蜜蜂，把雇主資本家比做蜜蜂的所有者，通過他們對政府的控製，取得蜂蜜；普魯東把他的千百萬個體勞動者自己說成財產所有人，而商業資本家、銀行家和地主是他們的掠奪者，由政府幫助，在買賣的程序中剝削他們。因此，談到普魯東的對偶問題生產和交換以及相應的對偶問題使用價值和稀少性價值時，馬克思同時否定了那對偶問題和綜合的需要。普魯東建議一種自由和平等的買賣製度，馬克思建議強迫的限額。前者是無政府主義；後者是共產主義。他們的區別一部分是在市場買賣的雙重意義上。在馬克思看來，市場買賣本身是一種生產程序，通過這一程序，社會勞動力加上那比較新近的“地點效用”（使用價值），直到商品到達最終消費者為止。在普魯東看來，市場買賣意味著討價還價的能力，通過買賣，由於經濟壓迫的作用，能力強弱不等的雙方對於商品和貨幣的稀少性價值達到協議。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生產是為了交換——正如斯密、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意思一樣，他們辯別“生產的”勞動，其產品最後是為了交換的勞動；和“不生產的”勞動，其產品最後是為了生產者自家的消費。馬克思利用了這種“生產的勞動”的意義，使它在現代工廠和運輸的製度下普遍化，在這種製度下，沒有人消費他自己生產的東西，而總是消費別人生產的東西，因此出產品不歸它的生產者所有。
因此，馬克思認為沒有那種超出自家消費的剩餘產品，像普魯東把生產者自己的生產過剩轉變為一種賣給別人的剩餘時所假設的那樣。那產品現在是“社會的”使用價值，不是個人的使用價值；社會的使用價值包括運輸、批發、零售和實際交貨給消費者，運用一切社會勞動力，通過生產、運輸和實際交貨把全世界結合在一起。生產和交換（後者是實際交貨的意思）是同一勞動的生產程序。在沒有想到交換以前，生產不算結束，可是交換本身是兩種物質商品的兩筆實際交貨的勞動程序，包括那種僅僅對商品增加使用價值的“服務”。這是因為分工的原故。可是，馬克思從分工得到共產主義，而斯密得到個人主義。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和“交換”同樣的東西。馬克思說，“既然預先設定不止單獨一個人底幫手來進行生產，那就已經預先設定了一個全部的、建築在分工上麵的生產，”因此就是建築在實際交貨的交換上麵。其他的個人實際上是“共同勞動者”，如普魯東效法斯密所提出的那樣。可是，他們不是普魯東或斯密的那種自願的共同勞動者，後者的合作在於他們的買賣的交易。這種所謂共同勞動是強迫勞動者配合生產技術係統，結果各人的勞動成為僅僅是一種世界範圍機器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程序是在“交換”的名義下相互交付所獲得的使用價值。因此，馬克思說，“共同勞動者們，各種不同的職業、分工以及分工內部已經包含的交換等等都有了。……他也就已經預先設定了交換和交換價值。”馬克思怎樣創立這種社會分工，從而消除了普魯東的買賣，可以從他的有名的價值公式圖解裏看出。在這裏他用黑格爾的方法，區別了“價值的實體”、“價值的形式”和“價值的種類”。
“實體”隻是勞動力乘勞動時間。價值的“形式”是它的交換價值，具體化在那沒有使用價值的貨幣裏麵。價值的“種類”是通過貨幣的媒介而交換的商品的種類。在圖5裏，橫地量度，每種生產裏的“勞動時間”是十小時。直地量度，勞動力是勞動的效率，和自然的阻力成反比例。時間和效率的倍數是價值的“實體”。這種實體在交換程序中取得“形式”，這種交換，按照馬克思的交換的意義，是產品的實際交貨，不經過買賣。在這種實際的交貨中，相等的價值換取相等的價值，不管在帽子、貨幣和皮鞋的數量上差別多麼大。貨幣沒有使用價值——它完全是實際交貨的交換程序中價值的“形式”。可是，這價值的“實體”由資本家和工人分享，這種分配在生產程序中實現，而不是在市場上的買賣程序中實現。這裏是“剝削”出現的地方，因為資本家占有一切設備，出產歸他們所有，甚至在工人對原料加工以前就已經歸他們所有。這樣可以看出，資本家的剝削所得（就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怎樣由兩種方向增加——較高的效率和較長的時間。
較高的效率可以從新的機械化或者從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中取得。這擴張那代表勞動力的直線。可是較大的數量也可以從較長的時間中取得。這擴張那橫線。兩者的倍數擴大那完全歸於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因為工人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隻能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實際上這是李嘉圖的理論的必然結果，也就是現代的問題：什麼人取得產業進一步機械化的利益呢？那末，我們所發現的是馬克思在構成一種效率以及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和一切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怎樣分享效率的利益的公式。勞動力的數量不僅是活勞動的數量——也是“物化”在資本家所有的固定資本裏的勞動的數量。
他因此避免了現代隻根據活勞動來計算效率的那種謬誤。他創造了一種效率的公式，由於在他的社會勞動力的意義裏同時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總開銷”。因此，普魯東和馬克思之間的辯論，像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的辯論那樣，關鍵在於效率和稀少性的分別；他們的互有關係的使用價值和稀少性價值，是分別從斯密的勞動力和勞動痛苦傳流下來的。就李嘉圖和馬克思來說，稀少性被預先假設為一種不變的因素，因而丟開不談；可是，就馬爾薩斯來說，消費者的需求被作為支配的因素；就普魯東來說，效率和稀少性被說成彼此對立的東西。普魯東，由於使馬克思不得不揭穿他的隱蔽的稀少性原則，逼得他實際上放棄他的以勞動力為價值根源的理論。馬克思說，“什麼東西……增加普魯東先生底頭昏眼花呢？很簡單，他忘記了需求，一個東西全看它是否有人需要，才算它是否豐裕或稀罕。一丟開需求，他就把交換價值和稀有性並把使用價值和豐裕弄成相等。”他說李嘉圖在他的價值的意義裏明白地假設了稀少性。
因此普魯東，他說，把交換價值和稀有性以及把效用（使用價值）和豐裕弄成同等以後，“簡直慌了，他既不在稀有性和交換價值中發見使用價值，又不在豐裕和使用價值中發見交換價值。”“隻要他始終忽視著需求，”他決不會發現它們在一起。普魯東的“豐裕”好像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他完全忘記了，世界上有許多人生產著這個豐裕（財富），並且在他們底利害關心裏麵，眼睛決不會離開需求。”換一句話說，馬克思的“生產者”不僅生產使用價值，而且生產有限的數量，以便預期的需求給它交換價值。由於在生產程序中（包括實際的交貨作為整個程序的一部分）抑製或扣留供給，他的使用價值已經是一種稀少性價值。
我們認為，這種數量有限的生產就是馬克思所謂社會“必要”勞動力的意思。“必要”一詞的意思是指供給消費者的需求所必要，在這裏，馬克思把那對立的買賣能力的意義（它的原則是稀少性）加入了他的勞動力的概念（它的原則是效率）。我們的方法不同。我們“實際上”排除其中的一麵，從而把另一麵分開，然後根據限製的和補充的因素的原則，把它們結合起來。因此，就我們來說，工程師本身無限地增加生產，不管它的價格，可是企業家限製或者調節生產，以便維持它的價格。這兩者是限製的和補充的因素。馬克思和普魯東的矛盾又是物資和所有權的矛盾，在比較近的年代由凡勃侖所指出，他區別工程師為物資和效率專家，企業家為所有權和稀少性專家。它的關鍵在於曆史上使用價值的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