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生產一種商品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變動了——比如，一定量棉花，在歉收的場合，就比在豐收的場合，代表較大量的勞動——一切舊商品都會生反應。舊商品原來隻是當作該類商品的一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依照社會必要的勞動，從而，依照現存社會條件下必要的勞動來計量。”這意味著他的不變資本的價值上的變化。它是“不變的，”不是在價值上不變，而是它所轉移到生產物裏去的價值不多於或少於它當時的價值。“假設，”他說，“一磅棉花，今日費六便士，明日因棉花歉收的原故，可以漲價至一先令。在繼續加工中的舊有的棉花，依六便士的價值購進的，現在會以一先令的價值部分，加到生產物中去。已經紡成也許已經變作棉紗而在市場上流通的棉花，也會以原價值的二倍，加到生產物去。”
如果不用貨幣而用工時計量棉花的價值，同樣的道理還是適用。不變資本的作用是，通過原料的價值和設備耗損的價值，把那在多變的物質自然條件下生產出量所需要的若幹工時的價值，轉移到生產物裏去。“社會必要”勞動不過是李嘉圖的最高勞動成本（工時）——在耕種邊際生產費用最大的一部分生產物所需要的勞動力。這種最高勞動成本，由於自由競爭的作用，給予所有同時在同一市場上競爭的單位同樣的交換價值，不管各個單位的工時成本。因此，當人們所注意的是整個的社會生產程序和社會效率的變化的測量時，他們不考慮個別事業的級差效率或者級差效率利潤。這是馬克思所以排除李嘉圖的地租學說的一個原因。他的“社會必要”勞動是李嘉圖的邊際工人，邊際工人的勞動成本決定一切超邊際的生產物的價值。機器的發明和陳廢是在個別工廠外麵發生的另一種“社會條件。”
“假設因有一種新發明，同種機器已經可以由較少的勞動支出再生產出來，舊機器的價值就多少要減低，從而，移轉到生產物去的價值，也要依比例減少。但在此，價值的變化仍不是發生在機器當作生產資料來發生機能的過程內。它在這個過程內移轉的價值，決不比它在這個過程外具有的價值更多。這裏可以說“……不是發生在……過程內”這句話，指的是科學家和發明家的“腦力勞動”，並且包括在馬克思的“社會”勞動力的意義以內。在他看來，那不是工廠程序的一部分，而是發明和陳廢的整個社會程序的一部分，通過自由競爭的作用，影響著個別工廠。最後，在工廠裏的生產“過程以外”有物價的一般漲落。這是一種“社會條件”，它或多或少地同樣影響一切材料、資本設備以及勞動力的生活資料的市場價值。
這裏很清楚，如同馬克思在關於其他“社會條件”方麵所說的，他的理論的基礎不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任何絕對的差別。而是兩者之間的“比例”或相對的差別。若是所有的貨幣價格和工資相等地漲落，那末，生產全部產物所需要的社會勞動力和生產勞動者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社會勞動力之間的比例，顯然不變。因此，誠然很對，如果想要確定社會效率的變化多少（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的變化），個別特殊價格或全部一般物價上的任何變化必須丟開不談。他對於由發明和陳廢而棄的技術條件上的外界變化所說的道理，適用於價格上的一切變化，包括豐收和歉收等農業條件上的變化。比例不變。他說：“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可以大大變動，以致以前十個勞動者，用十件價值很小的工具，還隻能把比較小量的原料加工好，現在一個勞動者用一架貴的機器，就可以把百倍於以前的原料加工好。在這場合，不變資本（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量）大增加了，可變資本部分（為購買勞動力而墊支的部分）大減少了。但這種變化，隻會改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量的關係，或改變總資本分為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的比例，卻不會影響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差別。”這樣，馬克思是第一個經濟學家，他排除不必要的因素，而把一切必要的因素有係統地說得符合現代的效率的概念。
人們不接受他的推理，不是因為它不準確，而是因為他的社會哲學以及他用來證明那種哲學的語詞的古怪的意義。難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在俄國會把他們的整個命運寄托在一種技術的革命上，不顧馬克思所排除的那許多“社會條件”，把這些條件除掉是對的，如果所講的隻是一種效率的學說，而不是一種多方麵的學說，應該要包括那種“外在的”因素，例如人民的習慣和習俗、國際的複雜情況、貨幣和信用、物價的漲落等等。所講的範圍隻限於一種單純的效率，作為社會程序中種種因素之一，他陳述了一種從“外在的”工程專業中剛剛開始進入經濟學的原則。
可是當這些工程師進一步在他們的效率概念上加上一種社會哲學時，他們結果也得到了和馬克思實際上相同的結論，就是，共產主義或者顛倒過來的共產主義——叫做法西斯主義。我們將著手把馬克思的理論改造為一種僅僅有關效率的理論，根據我們所看到的它作為政治經濟學全部學說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
150 製度經濟學分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