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創聯部主任李秀娥，在7月中下旬組織省作協在延安和榆林兩地召開“黃土詩會”，途經吳起縣去定邊縣時，專門去看路遙。後來，她回憶道：“晚上，我跑到他的住地，那是一孔普通的窯洞，內放一張單人床，桌上堆放了一些書籍，放著幾塊掰碎的幹饃，幾包咖啡，半袋當地出品的粗糙餅幹。我不覺心裏有說不出的不知是驚訝還是難過，我問他，他說這些東西是為趕不上招待所的飯準備的。他每天都在下午三四點鍾開始寫東西，一直到第二天淩晨才睡下，趕中午一時以後起床，飯時早過了，我勸他想辦法要吃上頓飯，他說這種反差習慣已經很難改過來了。”[149]
路遙多年來養成晚上熬夜、中午起床的習慣，是把別人的中午當作自己的早晨，早晨從中午開始。這種違背自然規律的作息方式，盡管對路遙的創作是高效的，但也是極其有害的。尤其在長期的陣地戰後與消耗戰中，這種工作方式對身體的損傷極為嚴重，無疑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啊！可是，正在創作亢奮中的路遙是全然不顧及這些。加之飲食與營養的不規律，就是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這種消耗。
在吳起縣創作期間，路遙開始鍛煉身體，這是他身體“亮黃燈”後的無奈抉擇。路遙發現自己飯量減少了不少，體力在迅速下降，有時候累得連頭也抬不起來；由於抽煙太多，胸脯隱隱作痛，右邊的眼睛發炎了，一直不見好轉。他想到這是身體開始鬧起情緒。但身體再怎樣鬧情緒，創作是不能停的。
為了鍛煉身體，路遙開始每天下午晚飯後去爬吳起縣城對麵的那座最高的山——勝利山。這座山是因毛澤東1935年10月，在此指揮了中央紅軍進入陝北後的“切尾巴”戰役而得名，在中共黨史上有一席之地。路遙爬山的方式很特別，從不走正路，專尋羊腸小道，在人跡罕至的羊腸小道上攀爬，有時爬累了，就到半山腰的樹叢中脫得隻剩一條褲衩。爬上勝利山的最高處，在杜梨樹下抽支煙，望一望縣城街道上如蟻般的人群，做一套自編的“體操”。然後下山回工作間，用涼水衝洗完身子，再坐下來投入創作。這種極端鍛煉身體的方式是受到少年時代毛澤東的啟示，路遙在青年時代就嚐試過在暴雨雷電中一人爬上高山讓瓢潑大雨澆淋自己，以此來鍛煉自己的身體和意誌。但那是青年時代，身體中的各種機能運行正常。而現在體力嚴重透支的情況下，用這種極端自虐的方式鍛煉，雖能起到一時效果，卻在實際上加速了身體的崩潰。這個問題，路遙直到1991年撰寫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時方才明白，那時他已經到病屙纏身的地步了。
路遙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構的虛擬文學世界中，與小說中的人物傾心對話，第二部是寫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北方城鄉人物的奮鬥與悲歡離合，該出場的人物都已悉數出場了，他們在路遙精心搭建的文學舞台上盡情地展現自己。故事在路遙的筆下不斷延伸，人物在路遙筆下不斷豐滿，他的第二部不斷接近目標。
在快要抵近目標時，路遙在王天樂的操持下南下延安，到條件較好的延安賓館完成最後的結尾工程。郭沫若題寫名字的延安賓館，是延安地區條件最好的賓館，也是延安地區唯一承擔接待國家領導人功能的賓館。這裏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熱水，路遙可以在這裏泡個熱水澡，再進行最後的掃尾工程。作家楊葆銘回憶路遙在延安賓館的情形：“有一天，我和朋友去看望路遙，走到房間，隻見門虛掩著，進門一看，我的天呀！隻見寫字台上橫七豎八放著十幾支圓珠筆，一隻大號煙灰缸已滿得冒了尖；兩百八十個格的稿紙歪歪扭扭摞了有二尺高。路遙正窩在一隻大沙發上‘夢周公’，口角上流下的涎水將沙發的扶手浸濕了一大片，尤其是過一會兒才整出來長短不一的高分貝的鼾聲，有銅鍾花臉或秦腔的韻味。看到這一幕，我心裏十分酸楚。人都說勞力者苦，殊不知勞心者更苦。爬格子碼字這格子營生把人累成這個樣子，看來，天底下哪一碗飯都不好吃。”[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