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末，就有人開始關注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後必然會麵臨的產能過剩問題。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研究員林毅夫就是關注這方麵問題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紀末就開始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表示擔憂，並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必然要麵臨產能過剩問題。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國開展“新農村運動”的主張。其主要觀點是：
1.在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市場極度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新形勢下，刺激總需求對啟動當前經濟增長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中國經濟得以走出困境的關鍵。
2.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誌行事。但是，僅僅依靠財政支出來彌補民間投資和消費不足是難以長久奏效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雖然加大了財政對基礎建設投資的力度，但對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國經濟能否在較短時期內擺脫困境，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存在著因結構原因而未實現的社會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給這種蓄勢待發的需求創造一種實現的充分必要條件。否則，中國經濟隻能靠各個產業淘汰大批效率較低的企業來達到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而漫長的，其代價之昂貴也是可以想見的。
4.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日本相比，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即中國有廣袤的農村市場。這個市場潛力很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遠未飽和。因此，一旦農村市場得以全麵開拓，將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極強的乘數效應。它將成功啟動疲弱多年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城市經濟一起形成良性循環。
5.開發中國農村市場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卻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於農民收入太低，而在於與消費耐用品不配套的基礎設施。農民即使買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卻沒有電、電視信號、自來水等基礎設施的配套。這一問題在經濟落後地區和邊遠地區尤甚。
6.為了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中國早日走出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所導致的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動用財政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絡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在這篇於1999年倡導“新農村運動”的論文發表6年後，建設新農村的觀點被中央采納，寫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裏。2006年3月確定的“十一五”規劃的六大任務中，頭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3月4日中國政府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進行新農村建設。至此，新農村建設也顯現出大概的輪廓：
1.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未來5年中央財政支出1000億元用於進行鄉村公路網建設，並以沼氣設施為重點改善鄉村人居環境；
2.改革農村稅費體製和縣鄉財政體製，強化縣一級、弱化鄉一級財政職能。2006年起開始停征農業稅，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7年起取消全國範圍內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3.擴大農村合作醫療，並在2010年前投資200億元建設鄉村衛生室和文化室。
我們不能不佩服林毅夫當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農村運動”觀點在中央文件裏變成了“新農村建設”，“運動”改成了“建設”，不僅在用詞上顯得更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其內涵和意義變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希望通過“新農村運動”來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導致的通貨緊縮問題。而通過政府的“新農村建設”提法，則體現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意義。不僅具有自動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緩解通貨緊縮的經濟意義，更重要的是，“新農村建設”的提出，為拉動困擾中國很多年的內需埋下了伏筆。我們可以預見，隨著新農村建設向縱深推進，中國內需將出現跨越式增長。
林教授提出的“新農村運動”的類似觀點在海外也有。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就嚐試了“新農村運動”，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過“新農村運動”，韓國農村經濟獲得了極大發展，城鄉差距大幅縮小。2004年，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4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是1∶0.94。“新農村運動”成為韓國城鄉和諧發展，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韓國的成功經驗為中國提供了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