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鹹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淩，幕府無措，有誌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嚐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製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曆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曆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複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