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救贖思想的形成有其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人們老生常談的“二希”文化的交融，這得從雄才偉略的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356 B.C.-323 B.C.）說起。
燈塔是建築在三層台階之上，在它的頂端，白天用一麵鏡子反射日光，晚上用火光引導船隻。
——一位阿拉伯旅行家筆記
公元前334年，馬其頓皇帝亞曆山大開始了對非洲和亞洲曆時十年的遠征。公元前332年，占領埃及，被擁為法老；公元前330年滅波斯帝國；公元前327－325年侵入印度，占領了印度西北部；公元前324年班師回巴比倫。通過武力，亞曆山大大帝建立起了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帝國。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大帝在巴比倫病逝，帝國土崩瓦解。經過長期混戰，亞曆山大的高級將領們建立了許多獨立的王國，其中最為強大的三個國家分別是：小亞細亞的塞琉古王朝，歐洲的馬其頓王朝和北非的托勒密王朝。這之中維持時間最長的是由托勒密（Ptolemy）和他的家族在埃及和利比亞（Libya）建立的王國。公元前31年，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Augustus）打敗了古羅馬後三巨頭之一安東尼（Antony）和托勒密王朝最後的女皇克裏奧佩特拉（Cleopatra）的聯盟，托勒密王朝宣告滅亡。從亞曆山大之死到克裏奧佩特拉之死，這之間的幾個世紀內，古希臘文明在東地中海所有地區繁榮起來，曆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希臘化時期（Hellenistic Age）。
伴隨著亞曆山大大帝的東征西討，古希臘文明也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與不同體係的思想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交流、融合，這之中就有古老的猶太教思想。猶太人自公元前537年從流放地巴比倫回來後，就以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神廟為中心，形成嚴格的一神教社區，他們對多神論的古希臘文明自然持抵製態度，基督教次經（Apocrypha）中的馬卡比書（the books of Maccabees）就講述了在敘利亞安條克四世的統治下，猶太人如何抵製被古希臘文化同化的事。但是在當時的亞曆山大城卻又是一種情景。亞曆山大城位於肥沃的尼羅河口附近，於公元前325年，由亞曆山大大帝親自下令建造，市民來自世界各地。亞曆山大死後，統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大力提倡學術，多方網羅人才，在亞曆山大裏亞建立起一座空前宏偉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使這裏取代雅典，一躍而成為古代世界的學術文化中心。亞曆山大城是巴勒斯坦之外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這裏各種思想的交流融合是共同的趨勢，猶太教思想對古希臘思想的抵製是很有限的。事實上，正是在亞曆山大城，希伯來人的經書被翻譯成了古希臘文，這就是著名的七十士譯本。但是這部譯著主要不是給古希臘人看的，而是給亞曆山大城的猶太人看的，翻譯者都是猶太文士。這說明亞曆山大城猶太人的希臘語比他們的希伯來語要好，或者當時已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會說自己本民族的語言了。由此可見，那兒的希伯來文明已經被古希臘文明同化到了何種程度。當然，用“同化”這個詞是就一方而言，就整體而言絕不是一種文化吞並另一種文化，而是兩種文化的交融，其結果是一種新的文化的產生。
希伯來人的思想同古希臘思想顯然是不同的。猶太人從來就是個流浪的民族。自遠祖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到公元前537年流放歸來定居巴勒斯坦，其間除大衛、所羅門時期有過短暫的和平穩定生活外，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尋找家園的狀態，受盡了外族的欺淩。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曠野裏的四十年也許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困難的時期，除了抗擊外族，維持生存，還要統一民心，防止內部的分裂。在漫長的流徙過程中，為了在殘酷的環境裏生存下去，就必須保持種族的團結，嚴厲的法令是完全必要的，《摩西五經》因之應運而生。在行使法令功能的經書麵前，個人是絕不允許有質疑的權力，因為任何個人的理性思考都是危險的，個人隻能盲目服從。希伯來經書中的上帝殘忍暴戾，而且睚眥必報，一再宣戒，“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埃及記》21∶24；《利未記》24∶20；《申命記》19∶21），正是嚴刑峻法的象征。與此同時，作為對立麵的人就隻能是罪與罰的對象，於是，就一再有罪人被殘忍地用石頭砸死的事情發生。
相反，一直定居於地中海東北部、穩步走向強盛的古希臘人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氣質。古希臘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義精神。古希臘人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為發達的神話之一，但是神話中的諸神卻都具有人的性格，而且崇尚智慧，《荷馬史詩》中最有智慧的奧德修斯甚至連智慧神雅典娜都敢欺騙。再者，諸神之間在處理人類問題上往往相互矛盾，這大大製約了神對人的影響，因此對人類命運起決定作用的更多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到了古希臘前期和古典時期，早期神話中的人本思想就轉化成了具體的哲學表達。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利士（Thales，624B.C.-547 B.C.）就已經提出了認識人自身的至理名言，根據約生活於公元三世紀的著名傳記作者第奧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的記載，“諺語‘認識你自己’就是從他而來”。眾所周知，這句諺語後來被刻在了著名的德爾斐神廟上。此後，智者學派的創始人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485 B.C.-415 B.C.）提出了著名的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直接闡明了人的重要性。而蘇格拉底（Socrates，469 B.C.-399 B.C.）則把知識從天上降到了人間，主張人憑著自身的智慧就能認識生活而無需神啟，這實際上是把人從神的控製下解放了出來。對人的尊重是古希臘文化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當罪與罰的猶太思想遇到人本主義的古希臘文化的時候，就形成了救贖的思想——把人從神的懲罰中贖出來。但既然是“贖”就需要有代價，那麼，誰來施行救贖呢？神作為執行懲罰的主體，盡管在希伯來經書中差不多在每次懲罰過後總是能夠施行一定程度的恩典，但是永遠不可能又是救贖者；另一方麵，按照希伯來人的思想，人是有罪的，而且犯的是原罪，也即是說一出生就是有罪的，不存在純潔的人，因此人沒有資格救贖自身。《創世記》中亞伯拉罕曾不厭其煩地五次向上帝請求“饒恕”所多瑪和蛾摩拉（第18章），但是上帝最終還是毀滅了所多瑪和蛾摩拉，隻有羅得一家逃脫，但那還是因為他善待了天使的緣故（第19章），這說明連亞伯拉罕都不能施行救贖。所以施行救贖的主體隻能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介——人格神，於是，拿撒路的耶穌就應時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