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完美自然語言夢想不可避免地失落了，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加深了人們對自然語言局限性的認識。自然語言包含兩個層麵：表述層麵和內容層麵，這兩個層麵的結合是任意的，表述形式的變化並不意味著相對的內容自動地發生相應的變化。由之形成了自然語言的兩個特征：表述的靈活性（可言說性）和模糊性。如果說可言說性給予了中世紀文法學家們追尋完美自然語言之希望的話，那麼模糊性則是成就這一偉大事業的途中越來越具體的困難。到了十七、十八世紀，表述和內容兩個層麵的不一致已被視為自然語言與生俱來且不可彌補的局限性了，而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對語言表述準確性的要求卻越來越高。於是，以某一自然語言為基礎，重新恢複巴別之前語言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然而，科技以及商貿的發展又使得語言問題越來越突出。早在十六世紀中期，西班牙、葡萄牙等瀕海國家就已經利用自己的地理條件發展起了繁榮的海上貿易。隨後，英國逐漸發展壯大，1588年，英軍在英吉利海峽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確立了海上霸權。瓦特蒸汽機發明後，英國又開始了工業革命的進程。隨著實力的壯大，英國大肆拓展海外殖民地，到了十八世紀，英國領土得到了極大擴張，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貿易的發展和殖民擴張增大了交流範圍，而語言的不統一則造成了諸多不便。十七世紀中期，英國出版了一部名為《通用文字》（The Universal Character）的書，在說明通用文字對人類的好處時，特別提到了通用文字能夠促進商貿，以及節省雇傭翻譯的費用。
通用文字將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能相互理解對方的概念，並能用他們的母語閱讀一種公共書寫。
——卡弗·貝克《通用文字》
時代呼喚著完美的語言，科技則賜予了空前的勇氣，既然恢複巴別之前的語言已是不可能，人們就開始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創造一種完美的人工語言（artificial language）。這種語言必須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原始語義、字符和語法，而“完美”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準確反映現實的本質和能被所有人理解（通用），為此，設計者就必須從對象物直接推出而不是從某種自然語言中選出原始語義，另外，字符和語法應該盡量簡明易懂。中世紀，追尋完美自然語言深層動機主要出於宗教救贖的需要，即恢複完美的亞當語言，把上帝之言傳向四方。創造人工語言的雄心要大的多，它不僅要比現存所有語言都更有效更易學、能一勞永逸地克服語言交流障礙，還要包容知識的精確再現，以便於學習語言的同時獲得知識，有的作者甚至相信人工語言可以作為知識增長的工具，極大地改進人類的思想。
創造人工語言的計劃不啻於重建巴別塔，但人們似乎早已忘記了上帝的憤怒，一方麵，科學精神逐漸取代了宗教精神，科學的發展使得人們信心極度膨脹；另一方麵，霍布士、笛卡兒、斯賓諾沙等近代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特別是認識論和邏輯學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上帝權威，為人工語言的創造提供了靈感的源泉——人工語言也因此被稱為哲學語言。事實上早在十七世紀，人工語言的創造就已經成了被廣泛討論的話題。當然，這一切並不就說明人工語言的創造已經超越了宗教。《通用文字》正文前附有序言形式的詩歌和散文，其中許多篇都提到了巴別塔詛咒，把通用文字同克服語言變亂聯係在了一起，甚至建議全世界統一起來，在巴別塔被摧毀的地方重建聖城耶路撒冷。由此可見，人工語言盡管在動機、形式等方麵同完美自然語言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其在本質上仍是對巴別塔故事的回應，是巴別塔之後完美語言夢想的延續。而且科學精神同宗教精神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水火不相容，事實上，早期人工語言的創造者絕大多數都是虔誠的教徒。
十七世紀中期，在人工語言研究方麵，成就最突出的有三個人：弗朗西斯·路德維克（Francis Lodwick，1619-1694）、喬治·達爾蓋諾（George Dalgarno，1626-1687）和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無獨有偶，他們全都是英國人，這足見科技和商貿的發展對人工語言的影響。然而，體現在他們身上的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並不是截然對立，有時甚至是相反相成的。下麵分而述之。
路德維克深受哲學家西蒙和斯賓諾沙的影響，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聖經》，被認為是個懷疑主義者。但路德維克卻不是無神論者，他之所以對很多神學教條持拒斥態度，是為了促進他稱之為“和平教會”（peace ecclesiastical）的國際宗教和諧，其教義的基礎是最小化的信仰。按照路德維克的觀點，救贖依賴的是基督教理性原則和人內在靈光的揭示，而不是基督這個人的知識。所有這些看法都是宗教的，但又無不閃現著科學理性的光芒，宗教蒙昧極深之處正是科學理性萌芽的最佳所在。另外，路德維克推崇猶太古史時期，相信亞當之前就已經有人類存在，強調《聖經》本質的猶太中心論，等等，都說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猶太教徒。
1647年，路德維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公共書寫》（A Common Writing），1652年又出版了《為新的完美語言和一種通用的公共書寫的設計而打下（或曰準備）的基礎或根基》（The Groundwork or Foundation Laid ［or So Intended］for the Framing of a New Perfect Language and a Universal Common Writing）。著作中，路德維克就如何設計出一種既能促進商貿，又能讓學英語變容易的語言，提出了許多方案。
路德維克直覺到，在一切詞語中，名詞是最先出現的，也就是說，在語言的形成過程中表示事物的詞語要先於表示行為的詞語。但路德維克卻不以事物作為原始語義的基礎，而是從表示行為的原始語義中派生詞語。路德維克的想法是：表示行為的原始語義數量有限，這樣就可以大量減少字符。與此相應，路德維克的分類不是從物質而是從動詞或行為順序開始的，一改自亞裏士多德直到他自己時代，總是以物質的名稱作為分類基礎的傳統。
路德維克把他的字符設計得易認易記，如“喝”用希臘三角形表示，“愛”用字母L表示，而同詞根的變化形式都用略作變化的相同字符表示；標點和加注讓人隱約想起希伯來文；他甚至用字母代替數字。路德維克的語法也非常簡單：有限的詞根；用語法範疇表示語義關係；每一個語法範疇又進一步被轉變成行為的組成部分，而引申字和語素則是轉變效率的標準。通過這樣的方式，字符數就已遠遠少於一種自然語言辭典中所有的詞彙量。但為了進一步減少字符數，路德維克甚至從動詞中派生出所有的形容詞和副詞。但是，由於路德維克的想法總是不斷改變，所以他從未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體係。
盡管如此，艾柯發現路德維克的分類還是具有原創性的，而他於不經意間提出的詞類出現先後的問題更是隨後的語言學關注的焦點。整個亞裏士多德和學院派傳統都把物質（用普通名詞表示）放在陳述句中主語的位置，而表示行為的詞語則充當了謂語的角色。在現代語言學出現之前，理論家們也都傾向於把他們的研究建立在專用名詞的基礎上。甚至在十八世紀，維柯仍然認為名詞先於動詞出現，他發現，這不僅可以從命題的結構中得到證明，還可以從小孩先會用名稱詞和歎詞後，才會用動詞來表述自己這一事實得到證明。孔迪拉克也斷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除了名詞再也沒有別的詞。這種現狀直到現代比較語法的出現才被打破，“在比較語法的背景中，持印歐語言假設的理論家們，追隨古老的梵文文法學家的傳統——從動詞詞根派生出所有的詞，才對動詞的價值進行了重新評價”。而此時距路德維克的時代已經有兩百年之久了。
達爾蓋諾出生於古老的蘇格蘭小城阿伯丁（Aberdeen），大約在1657年，達爾蓋諾去了牛津，在一所私立文法學校任教，一幹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死於1687年的一場熱病。達爾蓋諾是西方最早探索聾啞人教學的先驅之一，並於1680年印行了專供聾啞人學習用的小冊子《聾啞人的導師》（the Deaf and Dumb man’s tutor），提出了一整套適合聾啞人使用的全新的語言係統，在美國有些地方，這套係統至今仍在使用。達爾蓋諾的語言天分集中體現在了出版於1661年的《符號藝術》（Art of Signs）一書中。
在《符號藝術》中，達爾蓋諾決心創立一套通用語言，在他看來，通用語言必須包含兩個明確的層麵：第一，內容層麵，包含所有的分類知識，對知識進行分類是哲學家的工作；第二，表述層麵，包含把字符組織起來使之表示內容的文法，組織字符是文法學家的工作。達爾蓋諾視自己為文法學家，而不是哲學家。在大致地描繪了分類原則之後，達爾蓋諾主要從三個方麵構建了他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