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別塔倒塌的那一刻起，翻譯便成了一切交流的基礎，時至今日巴別塔也幾乎成了翻譯的代名詞，但翻譯理論的真正興起卻是非常晚近的事。二十世紀，德國的本雅明和法國的德裏達都對翻譯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無獨有偶，兩位思想家都是猶太人，且都是受巴別塔的啟發創立了各自的翻譯理論。隻是，兩人的觀點截然相反。本雅明認為隻有翻譯才能恢複在巴別塔失落的純語言，而德裏達則認為真正的翻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在肯定和否定之間，沒有言明的仍是尋求統一的古老夢想及其失落。
空談中對語言的奴役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事物錯誤的奴役。在這個偏離中——亦即束縛——建造巴別塔的計劃形成了，語言的混亂也隨之而產生。
——本雅明《論語言本身和人的語言》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博學多才，早年研究神學，精通《聖經》，有著濃厚的宗教氣質，一生顛沛流離，鬱鬱不得誌，一度靠翻譯為生，最終不堪忍受納粹的迫害自殺身亡。本雅明分別發表於1916年和1921年的兩篇文章《論語言本身和人的語言》和《翻譯者的任務》本著聖經，從神學的視角對翻譯進行了獨創性的思考，可謂文化翻譯理論的典範。本雅明的翻譯理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法國的雅克·德裏達，美國的保羅·德曼、莫裏斯·布朗肖等著名哲學家、文藝批評家都曾撰文回應。德曼對《翻譯者的任務》更是推崇備至，他曾寫道：“我認為，本雅明論《翻譯者的任務》是一個著名文本，不僅非常廣泛地流傳，而且在這個領域中，如果你不就該文本說點什麼，你就一文不值。”
本雅明的探討從語言的本質及其變亂開始。他認為，就“總體最深層的本質”而言，思想的任何“表達”都是語言，這樣的語言並不獨屬於人類，也適用於自然，“在有生命或者無生命的自然界，沒有任何事實或者事物不以某種方式參與著語言，因為任何一種事物在本質上就是傳達其思想內容”。在他看來，在任何事物中，語言的“總體缺場”都是無法想象的，跟語言全然無關的存在隻能是理念中的存在。
然而，語言表達思想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本雅明認為把語言和思想區分開來，分別視為“語言實體”和“思想實體”完全是出於理論需要的權宜之計，在現實中兩者是“同一”的，“語言傳達什麼呢？語言傳達符合它的思想存在。這個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語言之中而非通過語言傳達自身。……隻要思想存在能夠傳達，它就與語言存在是同一的”，因而“所有語言都傳達自身”。
那麼，人類語言又是如何傳達自身的呢？本雅明的答案是：“命名”，因為人類的語言是靠“詞語”來言說的。最初的詞語就是名稱，“因此，人類的語言存在就是為事物命名”。命名是本雅明語言論中的核心主題，在他看來，名稱是語言自身的內在本質，“命名－語言”雖不能等同於全部語言，但無疑是“語言中的語言”。在大千世界中，人類是唯一的命名者，命名的權力是上帝的賜予。命名的意義重大，一者，人類正是在命名中超越自身，獲得關於事物的知識；二者，隻有當萬物從人類那裏得到名稱時，上帝的創造才算真正完成。
按照本雅明的詮釋，語言既不屬於自然萬物，也不屬於人，而是上帝的創造。上帝之言不僅是被創造者，本身也繼承了創造性，“語言既是創造性的又是完成了的創造；它是詞語和名稱。在上帝那裏，名稱是創造性的，因為它是詞語；上帝的詞語是認知的，因為它是名稱”。上帝在詞語中創造了萬物，萬物的名稱因之是與生俱來的，但上帝之言是無聲的，因而需要命名——把無聲的語言轉變成有聲語言，上帝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人類。在所有存在中，唯獨人類不是詞創造出來的，但卻被賜予了語言天賦並因此被提升於萬物之上。人類不僅命名萬物，還命名自身。在命名過程中，人類和上帝得以共享專有名詞。
於是，就有了一個基於語言的循環：上帝在言說中創造了萬物，萬物向人顯現自身，人則通過為它們命名向上帝傳達自身。在這樣的一個循環中，人類的任務就是將事物的語言轉換成人類的語言，由此出發，本雅明重新確立了“翻譯的概念”：
認識到每一種發展了的語言（上帝的詞語是個例外）可以被看做對所有其他事物的翻譯時，翻譯就獲得了全部意義。正如前麵提到的，通過這個事實，即語言之間相互關聯就像語言與有各種各樣信息密度的媒介的關係一樣，建立了各種語言之間的相互轉譯性。翻譯就是通過持續的轉換由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移位。翻譯是通過持續的轉換而進行的，不是通過抽象的特性和相似性區域而進行的。
“翻譯”就是“轉換”，即在各種語言之間建立起“轉譯性”。這種轉換並非無意義，相反，每一次轉換都是“發展”和“完善”，如把事物的語言翻譯成人類的語言就是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由無聲語言轉換成有聲語言，由無名稱到有名稱。正因為具有這種“完善功能”，在語言變亂之後，翻譯才顯得極其重要。
同所有猶太教徒一樣，本雅明相信存在一種最初的完美的語言，對本雅明來說，這語言就是上帝的語言或上帝賜給了人類的命名－語言，一種“純粹的語言”，在最初的翻譯過程中，起著“媒介”作用。本雅明同樣相信，這純粹的語言後來被變亂了。按照《創世記》的記載，人類的語言本是統一的，後來人們想造座通天的塔，以傳揚自己的名。上帝害怕塔造成後人類會無所不能，就下來變亂了人類的語言，“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創世記》11∶9）。所以，在聖經文化傳統中，人們一般公認，語言的變亂始於巴別塔。
但本雅明認為語言早在伊甸園隨著人的墮落就已經發生了蛻化。伊甸園的語言本來是創造性的、認知性的純粹語言，但是蛇出現了，它引誘人吃善惡果，象征著對善和惡的知識的獲取。但這種知識是無名稱的，是一種外在的知識，因而也是沒有意義的。而且，非但無益，還有害——知識成了惡自身，語言純潔性遭到破壞：
名稱在這種知識中自行走出來：墮落標誌著人類詞語的誕生，在人類詞語中名稱不再完好無損地存在著，人類詞語走出名稱－語言，知識的語言，從我們可以稱之為它自己內在的魔力的一切中走出來，使之確實變為有魔力的，就像是外在地有魔力的一樣。詞語必須傳達一些事情（而不是它自己）。語言精神真正的墮落存在於那個事實中。
“人類詞語”同純粹語言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名稱的永久純粹性遭到了破壞，語言不再同事物直接同一，也不再直接傳達自身，而是外在地傳達一些事物，簡單地追求事物之間的相似性，成了沒有名稱的“空談”。
具體說來，語言的墮落有三重含義：第一，詞語同事物分離，成了指稱的符號，語言也不再是媒介、傳達的對象，而是成了傳達的“手段”；第二，語言傳達的直接性被間接性取代；第三，失去了具體含義的直接性之後，語言抽象化，人類日漸陷入空談的“深淵”。本雅明認為，所有這一切都為語言的分化打下了基礎，巴別塔的建造與倒塌是遲早的事，語言的混亂不可避免，他寫道：
人的墮落在使語言間接化的過程中，為語言的多重性奠定了基礎，此後，語言混亂就會隻是咫尺之遙。通常在對事物的觀照中將事物的語言傳給人，一旦人破壞了名稱的純粹行，那麼完全偏離對事物的觀照就隻是會剝奪人類已然動搖了的語言精神的共同基礎。在事物盤根錯節的地方，各種符號必然變得混淆不清。空談中對語言的奴役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事物錯誤的奴役。在這個偏離中——亦即束縛——建造巴別塔的計劃形成了，語言的混亂也隨之而產生。
“語言本身”是純粹的，墮落之後才有了空洞、間接、抽象的“人的語言”，於是，交流無非是從一個深淵走向另一個深淵，被命名的快樂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無言”的“痛惜”和“巨大的悲哀”，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能否得到拯救？如何拯救？本雅明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翻譯。
1921年，本雅明翻譯了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散文集《巴黎的憂鬱》，並自為序《翻譯者的任務》。這篇序言一反傳統，開篇即對文學接受理論進行了大膽地否定：
在欣賞一部藝術作品或一種藝術形式時，對接受者的考慮從來都證明不是有效的。不僅僅是對某一特殊公眾或其代表的指涉是誤導的，甚至“理想的”接受者這一概念在對藝術的理論思考中也是有害的，因為它所假定的一切就是這樣一個人的生存和本性。藝術以相同方式假定人的物質和精神存在，但在任何藝術作品中都不關心他對作品的專注。任何一首詩都不是有意為讀者而寫的，任何一幅畫都不是有意為觀者而畫的，任何一首交響樂都不是有意為聽眾而作的。
這段話中體現出來的全新的觀點在當時的文學理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至今都令人難以接受，但本雅明的用意卻是從根本上顛覆傳統的翻譯理論。
傳統翻譯理論同文學接受理論密切相關。按照曆來的文學觀點，藝術作品是為讀者而寫的，而翻譯就是為那些不懂原文的讀者服務的。由此出發，可以順理成章地引申出兩點：一、譯文從屬於原文，是次一級的存在；二、翻譯的目的就是盡可能準確地傳達原文的本質內容。現在，原文既然不是為讀者而作，那麼這兩條翻譯理論也就不攻自破了。但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隨之而來：翻譯存在的理由是什麼？此即“可譯性”問題，包含兩個內容，一是能否找到勝任的翻譯者？二是本質上是否適於翻譯？本雅明認為前者隻能“偶然的斷定”，而後者則是“邏輯上確證的”，其理由是“翻譯是一種形式”，而“如果譯文是一種形式，那麼，可譯性就必然是某些作品的一個本質特征”。至於“形式”同“可譯性”之間的邏輯關係本雅明沒有交代，他似乎並不看重對翻譯理論作嚴謹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