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國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的領袖人物、符號學的先驅，在文化研究、精神分析、語義學、結構主義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著作主要有《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1953）、《神話》（Mythologies，1957）、《埃菲爾塔及其他神話》（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1964）、《符號學要素》（Elenents of Semiology，1964）、《符號帝國》（Empire of Signs，1970）、《文之悅》（The Pleasure of Text，1973）、《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Fragments，1977），等等。
人們有一個真正的巴別塔情結：巴別塔被認為是用來同上帝進行交流用的，然而，巴別塔是一個夢想，較之神學的詮釋，它所觸及到的是遠為深層次的東西。
——羅蘭·巴特《埃菲爾塔》
二十世紀，自三四十年代由分析哲學引發了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當代絕大多數學者的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語言的烙印，巴特亦不例外，其符號學研究正是在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語言學的基礎上展開的。作為“符號大戶”的巴特對差不多已經成了語言同義詞的巴別塔似乎情有獨鍾，在其研究中多次涉及到巴別塔。1964年，巴特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埃菲爾塔》（The Eiffel Tower），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對法國巴黎著名的埃菲爾鐵塔進行了精彩的解讀。在此過程中，巴特把埃菲爾塔同巴別塔自然而然地聯係在了一起，後者成了不言自明的原型。另外，在行文中，自第二次提到“埃菲爾塔”起，巴特就隻用首字母大寫的“Tower”（塔）稱之，雖然“塔”同“埃菲爾塔”之間的指稱是很明顯的，但“塔”的泛指意義也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埃菲爾塔》也是當代關於巴別塔的經典詮釋。
埃菲爾塔是法國首都巴黎的象征和驕傲，它矗立於塞納河畔戰神廣場上，由法國著名的工程設計師古斯塔夫·埃菲爾（1832-1923）設計並主持建造，落成於1889年，塔高327.7米，打破了由埃及胡夫金字塔保持了四千多年的最高建築記錄，成為當時世界最高的建築。塔占地約一公頃，成巨大的A字形，四個塔墩用水泥澆鑄，塔身則全部是鋼鐵鏤空結構，共有一萬兩千個金屬部件，用二百五十萬個鉚釘連接起來，被視為現代建築的典型。再有，塔分三層，每層都設有酒吧和飯館，供遊客休息之用。在塔的頂端可以領略獨具風采的巴黎市區全景：如果天氣晴朗，可以看到周圍七十公裏之內的景色。然而，在巴特看來，塔所有這些外在特征成就了一個巨大的符號形式，指向的是無窮的曆史鏈接和深厚的文化意蘊。
《埃菲爾塔》開篇即提到了法國著名的小說家莫泊桑，“莫泊桑經常在塔內的餐館裏吃午飯，盡管他並不太在意食物：‘巴黎唯一的地方’，他總是說，‘我不用看到埃菲爾塔’”。巴特用這個真實的曆史典故意在說明塔的無處不在。首先它是一種“巴黎式的敘述”：人們可以無休止地質疑塔的意義，但其存在不可否認。在巴黎，無論何時、何地，也無論怎樣的季節，人們都能看到或感受到塔的存在，就此而言，整個巴黎成了以塔為中心的注視係統。其次是“世界旅遊語言”：塔作為巴黎的一個世界性象征被展現於世人麵前，全球各地隻要談到巴黎就少不了它，去法國的旅遊無論如何也要沾上它的邊，而凡是涉及到法國的教材、海報和電影等無不把它當做法蘭西民族和巴黎的主要標誌，它同時也被賦予了無窮無盡的象征意義。塔為什麼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在巴特看來，這涉及到曆史文化的問題。
事實上，跟莫泊桑的典故相關聯的正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巴黎鐵塔事件”。1884年，為慶祝法國大革命勝利一百周年，法國政府決定在巴黎承辦第三屆世博會，並決定建造巴黎鐵塔作為標誌性建築。建塔舉措受到“文人雅士們”的抵製，他們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小說家小仲馬、詩人魏爾倫、音樂家古諾等，莫泊桑尤為激進。1886年，埃菲爾的設計圖樣中標，隨後報刊對之進行了介紹。法國政府的一意孤行激怒了文人雅士們，他們對埃菲爾的圖樣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惡毒地稱之為“醜陋的畸形怪物”。莫泊桑更是邀集四十多位文藝界名流，向鐵塔工程承辦人遞交了請願書，指責巴黎鐵塔糟蹋曆史和藝術，破壞巴黎的人文景觀等等。埃菲爾不得不出麵解釋，他小心翼翼地列舉了塔未來所有的用途：空氣動力學測量、電阻研究、登山者心理學、無線電研究、電信問題、氣象觀察，等等。巴黎鐵塔最終被建造起來，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當時每年的遊客便已達到數百萬，塔的名稱也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埃菲爾塔”。如今，這座有著“雲中牧女”之美譽的塔，每年接待的遊客是羅浮宮的兩倍之多，足足相當於巴黎最大影院常年觀眾的數量。
埃菲爾塔的成功極富戲劇性，巴特從中敏銳地發現，埃菲爾所提出的諸多實用性的建塔理由其實並不比文人雅士們的理由更充足，而同旅遊上的巨大成功相比，埃菲爾所預期的“效用”則簡直不值一提。那麼，到底是什麼成就了埃菲爾塔呢？巴特認為答案是人類“征服天空的欲望”：“甚至在塔建成之前的十九世紀，人們（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就常常夢想著高得驚人的建築，因為這是個標誌著科技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紀，征服天空的欲望再次折磨著人類。”可以作為對比的是另一個流產了的宏大建築計劃。1881年，埃菲爾塔建造前不久，一個法國建築師精心構思了“太陽塔計劃”，即用磚石建造一座高達三百多米的塔，於其頂端燃起巨大篝火，用鏡麵反光係統照亮巴黎所有黑暗之處，並在塔的最上一層建造日光浴室，純淨的空氣將非常有利於病人的健康。很顯然，太陽塔的建造理由同樣是實用的，當然也是天真的，但並不影響計劃的提出，因為其深層原因其實是人類征服天空的欲望。
人類的這一欲望由來已久，毫無疑問可以追溯到巴別塔的建造。於是，巴特總結道：
因此，我們應該說，人們有一個真正的巴別塔情結：巴別塔被認為是用來同上帝進行交流用的，然而，巴別塔是一個夢想，較之神學的詮釋，它所觸及到的是遠為深層次的東西。這個偉大的飛天夢想，因其實用的理由而得以進行，最終卻隻見之於畫家所再現的無數巴別塔畫像中，好像藝術的功能就是為了揭示對象絕對的無用性。塔同樣如是，科學的考慮認可了它的建造（塔應該有實際用途的看法在這兒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但是它幾乎立即就拋開了這一考慮，而升起於一個偉大的人類夢想，在此夢想中滑動的和無限的意義交織在一起：它已經超越了基本無用的觀念，而正是後者使之活在人們的想象中。
從巴別塔到太陽塔再到埃菲爾塔，它們都有實用性的建造理由，但這些所謂的效用不過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動力是人類征服天空的欲望，也即“巴別塔情結”。這樣，巴特就把現實中的塔同曆史上的塔聯係在了一起，在普遍一般的層麵上，對巴別塔，同時也是對所有的塔，作出了獨特的詮釋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