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姆貝托·艾柯不僅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還是著名的小說家，創作了《玫瑰之名》（The Name of Rose，1979）、《福科擺》（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島》（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5）三部非常成功的長篇小說，其中，《玫瑰之名》無疑影響最大。
巴別塔象征著試圖成為上帝的絕望的努力。
——傑夫·費伯爾：題記
按照艾科的說法，《玫瑰之名》的創作頗為偶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艾柯忽發奇想：“我感到似乎毒死了一個僧侶。”
後來，他又偶爾翻出了自己的一本寫於1975的筆記，上麵記載了某個修道院的僧侶名錄，於是就有了寫一部小說的強烈願望。1978年三月，艾柯著手寫小說，兩年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之名》。小說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成了風靡全球的暢銷書。隨之而來的是成百上千頁的評論文字。兩年後，艾柯覺得有必要作一些澄清和說明，於是就又有了被研究艾柯及其《玫瑰之名》的人視為寶典的《玫瑰之名後記》（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以下簡稱《後記》）。《後記》中，艾柯反複強調的觀點之一是“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他寫道：“書本總是言說著其他的書本，每一個故事都講述著已經被講述了的故事。”這是艾柯的經驗之談，而《玫瑰之名》也正是一部講述著其他故事的故事。在《玫瑰之名》所講述的諸多故事中，眾所公認的就有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巴別圖書館》，而這一長一短兩篇小說又都講述了《創世記》中的巴別塔故事。
《玫瑰之名》的背景是1327年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十二世時的一個意大利修道院，小說的情節按照《啟示錄》的結構安排在七天之內，講的是聖方濟格派教徒巴斯克維爾博學的威廉接受任務去修道院調查一宗神秘的謀殺案。威廉和他的學徒艾德索對修道院進行了明察暗訪，教堂頂樓神秘森嚴的伊迪斐休摩（Aedificium）圖書館成了主要目標。然而，隨著情節的展開，案情非但沒有任何進展，而且又有幾個人相繼死去，神奇的是死時的情境完全符合《啟示錄》中描述的異象，一切的現象似乎都預示著世界末日的來臨。可是到最後，人們發現是圖書管理員約格（Jorge）一手製造了係列的謀殺。小說中，巴別塔故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圖書館的設計和對流浪僧侶薩爾瓦多形象的塑造上。隻是這部小說同時又深受博爾赫斯及其著作特別是《巴別圖書館》的影響，因此對巴別塔故事的重新敘述顯得更加複雜。
博爾赫斯是艾柯最為推崇的兩個當代作家之一（另一個是喬伊斯）。在艾柯看來，博爾赫斯已經先知般的用理念為我們描述了下一個千年的景象。在《玫瑰之名》中的重要人物圖書管理員約格身上可以毫無爭議地見出博爾赫斯的巨大影響。約格是個瞎子，說西班牙語，學識淵博，且也叫博爾赫斯。誰都看得出來，他就是對那位享譽全球的阿根廷作家J·L·博爾赫斯的真實寫照。眾所周知，博爾赫斯在作家的頭銜之外，還有“圖書管理員”的稱謂，因為圖書管理員是他一生中所從事的最主要的職業。除在地區分館做了九年的助理館員外，博爾赫斯後來還被認命為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達八年之久。而且，博爾赫斯有遺傳性眼疾，像他父親一樣三十多歲視力就開始下降。1941年博爾赫斯寫《巴別圖書館》時，就像小說中那位老邁的館員所敘述的，已經分不清自己所寫的筆跡了。1955年被任命為國家圖書館館長時則幾乎完全失明了。艾柯也從不否認其小說中的博爾赫斯同現實中同名作家之間的聯係。在《玫瑰之名後記》中，他寫道：“每個人都在問我，為什麼我的約格的名字使人想起博爾赫斯；為什麼博爾赫斯是如此的邪惡。但是我無話可說。我需要一個瞎子看護著圖書館（這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很好的敘述理念）。圖書館加瞎子隻能是博爾赫斯，同時也是因為有些債必須還。而且正是通過西班牙人的注解和闡發，《啟示錄》才影響了整個的中世紀。”關於《啟示錄》，艾柯指的是這樣一種聯係：現實中的約格主要是西班牙語作家，而小說中的約格的家鄉則以製造最好的《啟示錄》名聞遐邇。
艾柯這兒所說的“債”，指的絕不僅僅是博爾赫斯作為現實中人對小說人物形象的影響，就《玫瑰之名》而言，博爾赫斯的小說《巴別塔故事》的影響也許更直接更大。首先，同《巴別圖書館》一樣，《玫瑰之名》也是在一個老人的敘述中展開的，兩者在敘述的方式、追憶的口吻、感傷的情懷等方麵如出一轍；其次，《玫瑰之名》中也有一座龐大的圖書館，它在各個方麵都讓人想起巴別圖書館，並和巴別塔故事密切相關；第三是猶太神秘主義色彩。博爾赫斯和艾柯對猶太神秘主義哲學（Kabbala）都深有研究。博爾赫斯在《巴別圖書館》中提到了一個“瀆神的教派”，他們建議放棄一切的搜尋，打亂所有的字母和符號，再靠著幾乎不可能的運氣重新組合出經典書籍。最後，“行政當局不得不頒布嚴厲的法令。這個教派消失了，但是在孩提時代，我還曾看到過老人們長時間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間裏，把金屬圓片放進被嚴厲禁止使用的骰子盒裏，有氣無力地模仿著那種神聖的混亂”。博爾赫斯提到的瀆神教派顯然就是猶太神秘主義者。在《玫瑰之名》中，艾柯沒有進行如此直接的描寫，但一再提到了異教徒的問題。為了防止異教思想的傳播，圖書館進行了嚴格的管理。隻有圖書管理員一人知道迷宮一樣的圖書館的秘密，這些秘密隻能以口傳的方式傳給下一任圖書管理員；隻有管理員一人可以自由進入圖書館，他了解所有書的目錄、內容、所在的位置，而其他人隻能知道目錄；也隻有管理員才能決定哪些書可讀，哪些不可讀，任何人想看書都必須經管理員批準。而異教徒則質疑權威，堅持知識的共享性，堅持自我辯解的權利。正教異教之間的矛盾鬥爭是故事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然而，不論是正教還是異教的觀點都浸透著極端的神秘主義色彩，都可見出《巴別圖書館》的影響。
作為小說家，艾柯對創作有著獨到的理解。他堅決否認靈感說，“當有作家跟我們說他是在一陣突發的靈感中創作的時候，他是在撒謊。‘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艾柯看來，任何作品都是精心“做”出來的，寫作之前最重要的不是遣詞造句，而是構建一個“世界”，因此“一部小說最初跟語句無關。寫一部小說是關涉到宇宙的事情，就像《創世記》所講述的故事”。艾柯的意思是，“要講述一個故事，你就必須首先構造一個世界，盡可能地對它進行裝飾，直到最小的細節”。“世界”設置好了，便有了自己的規則，作品的節奏、風格、情節、人物，乃至語詞等自然就會各就其位，甚至是敘述者自己也隻是這個世界裏的囚犯。按照艾柯本人的說法，在寫《玫瑰之名》時，為了設計一個世界，他整整用了一年的時間，除了收集資料、查看文獻，還進行實地考察，最後才有了小說中逼真的中世紀修道院，而伊迪斐休摩圖書館則是這個世界中的世界。但是，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一致公認，無論是在結構設計還是在人員安排上，《玫瑰之名》中的世界都深受《巴別圖書館》的影響，“修道院最大、最壯觀的建築伊迪斐休摩圖書館，與其說像中世紀圖書館，不如說更像現代虛構的建築物——J·L·博爾赫斯的短篇《巴別圖書館》中的圖書館”。
具體而言，伊迪斐休摩圖書館受到的影響主要在三個方麵：一是宏大。它不僅是修道院最壯觀的建築，而且藏書之豐舉世無匹。由於聲名在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來參觀查閱。圖書館又有一規定，外人可以抄閱，但必須用自己所帶的手稿作為交換，這樣圖書館的書就越來越多。無怪乎威廉在同院長第一次見麵的時候就對圖書館的藏書之多讚不絕口了。二是複雜。巴別圖書館結構上的最大特征是無限相似性，房間都是完全一樣的六邊形，裏麵的擺設也沒有任何變化，都是二十個書架分四麵靠牆放置，書架上的格數也是完全相同的。另外就是門道裏無一例外有一麵鏡子。艾柯構思伊迪斐休摩圖書館用的是寫實的手法，不可能像巴別圖書館那麼誇張，但是威廉和艾德索第一次探查圖書館就迷失了方向，可見伊迪斐休摩圖書館的內部構造也是極其相似的。而且，伊迪斐休摩圖書館裏也是螺旋形的梯子，門道口懸著一麵鏡子。三是封閉性。巴別圖書館是個封閉的宇宙，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裏麵。修道院的世界同樣是封閉的，一方麵，修道院有專人看守，僧侶們過著足不出院、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的人生經驗多是從書中得來；另一方麵，圖書館除了管理員外嚴禁外人進入，除了管理員外，誰也不知道裏麵是怎樣的一種結構，具體有哪些書籍，堪稱是封閉世界裏的封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