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財政分權與地方政府競爭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這意味著中央政府要對地方實行有效的治理必然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因此，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負責地治理當地成為中央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分權於是成為鞏固統治必然的選擇。現實中，如果以地方政府開支占國家總開支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國的分權程度，那麼中國算是世界上最分權的國家之一。20世紀90年代，轉軌國家的這一比例平均為14%，OECD國家為32%；在其他國家中，日本最高，但也隻有61%，而中國200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為70%，這說明中國在財政上確實是高度分權的（參見表3.1）。
資料來源：Mountfield和Wong（2005）以及Bahl（2002）。
對於財政分權的收益，國內外學者已經形成很多共識。最早的研究來自美國經濟學家蒂伯特（Tiebout），他在其經典文獻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中提出了著名的“蒂伯特模型”。其認為人們可以在社區間自由流動，選擇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公共產品和稅收組織。這逼迫著社區政府為了留住具有納稅能力的居民，隻能滿足大家對於公共產品的需求，否則大家就會遷移到能更好滿足他們需求的社區中去。於是，人民的“用腳投票”促成了社區政府之間競爭的產生，而這種競爭將會使得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蒂伯特的研究激起了研究地方政府和財政分權學者極大的興趣，在他之後，許多學者從更加寬泛的角度研究地方政府競爭。如斯蒂格勒從信息不完全和非確定性出發研究政府的競爭問題，並認為地方政府競爭將有助於信息問題的解決；奧茨（Oates）則沿用了蒂伯特分析的主要思路，隻不過他研究的對象不再是能自由流動的居民，而是資本，並論證了政府間為了吸引流動的資本而展開的競爭將有效提升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能力，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還有德國學者阿波特（Apolte）將政府競爭定位為選舉民主的有效補充，認為其能使執政者更好地受到監督。
從上述這些學者的論述中雖然已經可以看到地方分權、政府競爭和治理質量的影子，但仍屬於第一代財政聯邦製的思想，它並沒有注意到流動性在不同的人群和資源間是不一樣的，比如一般工人遷徙的難度就大於有錢的資本家，所以20世紀90年代之後，錢穎一、羅蘭、溫加斯特和許成鋼等人開始將財政分權與一國的政治基礎聯係起來，並將研究的關注點從一般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擴大到經濟增長和國家發展問題，形成了第二代聯邦製理論。
錢穎一和許成鋼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長文中提到了這樣一個觀察：中國改革期間非國有部門的進入和擴張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而這其中的原因在於中國改革以前存在的層級製組織結構。這種層級製是一種以區域“塊塊”原則為基礎的多層次、多地區的形式（M型經濟），它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權得以在國有部門以外建立市場取向的企業來使本地區得到發展，而且，地區之間的競爭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勵私有企業的發展。而蘇東地區的組織結構是一種以職能和專業化“條條”原則為基礎的單一形式（U型經濟）。顯然，在M型組織下，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動蕩，同時還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因此，地方政府競爭促成了中國經濟發展。
這篇研究也促成了錢穎一等人的進一步思考，他們開始意識到一國的政治基礎可能是其市場發展良好的根源所在，正如溫加斯特所感歎的那樣，“國家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具有足夠的強製力來執行契約；但國家又不能過於強大，以至於它可以不受約束，濫用自己的權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財產和權利。”在總結了英國和美國的曆史經驗後，他們認為聯邦製有助於促成政府維護一個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聯邦主義結構是政府預算約束硬化的承諾機製。於是他們提出了“市場維護型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製度，並認為隻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就將形成有效的市場維護型聯邦主義：（1）為避免各地方政府規製政策的同一性，地方政府對其管轄區的經濟有主要規製權；（2）管轄地之間的貨物和生產要素允許自由流動，可以“用腳投票”；（3）地方政府必須麵臨硬預算約束，即雖然具備財政自主權，但不能發行貨幣，也不能享受無限製的貸款。錢穎一和溫加斯特隨後用這個框架分析了中國的中央—地方縱向分權的路徑，他們認為在M型結構的框架內進行的分權化改革，構成了1979—1993年這15年間中國改革的主題之一，而將中國的分權化改革與其他聯邦製國家進行比較，尤其是分析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製在美國早期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後，他們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製是繼續已經出現的市場經濟的途徑，但他們同時也承認，中國麵臨的挑戰很複雜，不是一個簡單的分權或集權的問題。下一步究竟該如何走需要相當的小心。不過錢穎一等人還是試圖給出他們的答案，他們仍然強調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的作用，他們的分析是從政府補貼非效率項目這樣一個小切口進入的。錢穎一和羅蘭的分析指出，政府補助非效率項目的激勵是政治利益和經濟成本的平衡，後者取決於政府分權的程度。因此，在非國有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財政分權可以加強地方政府控製的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製衡效果）。同時，由於地方政府吸引投資的競爭會使得他們補助效率缺乏的國有企業的機會成本上升，從而影響他們救助虧損企業的動機（競爭效果），所以他們得出結論說，財政分權這種政府組織的改革將有效促使一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轉軌。總而言之，市場維護型聯邦主義可以從三個方麵促進市場發育和經濟增長：首先，分權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散的知識；其次，地方政府官員因為長久以來生活在當地，所以對當地的環境更加了解，也掌握了更多的網絡資源。同時，地方政府官員的目標和中央的也不一樣，中央官員更強調意識形態；最後，分權導致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競爭帶來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