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的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良好的經濟發展效率，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已達到7520美元，成功躋身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對於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而言，顯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此，中國的發展經驗也被世人推崇為“中國模式”。當然，學界對於中國模式的理解還未統一，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就認為，中國能否走出一條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有中國特色的新路”還是未知數，他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沒有脫離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其成功經驗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國家的經曆中找到影子。黃亞生教授認為，未來中國的持續經濟發展，還是要依靠“市場”和“法治”等要素。王紹光教授則認為不能靜態地看待中國模式，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模式曾經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並且他還認為，中國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學習機製和適應能力，它的活力來源於從不相信任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在這裏我們暫且不論有沒有一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中國模式”。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在30多年舉世矚目的發展之後，中國已然成為世界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探討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或許更為重要。僅從一國經濟增長所需的要素來看，中國比之其他國家並無明顯優勢。如果從人均自然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創新能力等方麵來衡量，中國甚至還處於低水平；同時，市場經濟在中國起步較晚，目前仍處於初級階段，所以資源配置的效率也不高。那麼在這種情形下，什麼又成為了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呢？現在學界的普遍看法是，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方麵起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地方政府是研究30多年來中國經濟曆程良好的觀測點。
從現實中看，地方政府確實在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扶持本地企業發展和維護當地市場秩序等方麵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地方政府甚至直接充當了企業投資者和管理者角色。於是很多學者開始重視地方政府的角色行為同區域市場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機製。洪銀興和曹勇較早地發掘了地方政府在不完全的計劃和不完全的市場之間的銜接作用。他們認為，處於轉軌階段的中國，麵臨一個計劃經濟體製剛剛消除，而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的兩難境地，此時，地方政府能在保障國家統一和中央的權威的前提下，相對獨立地發展本地區的經濟，解決好本地區經濟問題，這樣一來就可有效地克服由不完全的計劃和不完全的市場配置資源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問題。楊瑞龍則將地方政府的作用納入到階梯式的漸進製度變遷模型中進行分析，他認為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在中央治國者、地方政府官員和微觀主體之間的三方博弈中向市場經濟製度漸進過渡，並且呈現階梯式漸進過渡特征。在這樣一種製度變遷的框架內，中央治國者因缺乏製度創新的知識而依賴於地方政府的知識積累和傳遞；微觀主體為了經濟自由和機會也渴望能擴大其自主決策能力的市場經濟製度，所以他們歡迎地方政府作為他們廉價的集體行動組織。何顯明用浙江現象作為個案，詳細考察了地方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采取放任自流甚至暗中支持的策略，到90年代積極引導、扶持、規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再到新世紀以來根據市場體係發育和市場秩序擴展的內在需求改變政府職能，提升公共服務品質的全過程。他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中具有獨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