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型設定
本研究將使用麵板數據分析（Panal Data analysis）研究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而揭示出造成地方政府行為異質性的內在根源。為了驗證上文中的假說，本研究將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下標i和t分別代表第i個省份第t年，模型左邊因變量衡量的為地方政府行為的差異，α0為模型截距，αi為係數矩陣，ε}sb/sb}為誤差項。在麵板數據分析中，一般運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或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本書將依據Hausman的檢驗結果對模型進行選擇。
二、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
本書使用的是1997—2006年的省際麵板數據。數據包括了除去西藏和港澳台地區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重慶和四川分開計入）。表3.3對計量模型中用到的變量進行了初步的定義和分析。其中“減少政府對企業幹預的程度”的數據來自於樊綱、王小魯等（2010）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各省在中共中央所占人數的數據來自人民網、新華網的領導幹部數據庫，其他主要變量的數據則主要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和各省每年的統計年鑒。
1.被解釋變量
地方政府行為的異質性。
現有文獻大多從經濟增長這種結果指標來看待財政分權、政治晉升等因素的影響，而忽視了從地方政府行為角度去探討。本書將在這方麵進行有益的嚐試。我們將“減少政府對企業幹預的程度”來表征地方政府行為（數值越大，表明政府對企業幹預程度越低），其衡量方式是使用企業主要管理者花在與政府部門和人員打交道的時間占其工作時間的比重這一企業抽樣調查數據來近似度量政府對企業的幹預程度。之所以選用這個指標，是因為一個廉潔、高效、運作透明的政府是市場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如果政府機關辦事效率低、規章製度和手續繁雜、政策和操作不透明，甚至某些政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向企業和居民尋租乃至敲詐，都會給企業造成額外的負擔，導致市場的扭曲。在一些地方，由於這方麵的問題，企業主要管理人員在企業管理與市場活動之外經常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財力與政府部門及其人員打交道，成為企業的一項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麵，也有少數企業通過拉攏收買政府工作人員，以不正當的手段謀取額外的收益。
2.解釋變量
財政分權程度。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行為有重要影響。目前學界關於財政分權的度量已有多種方法：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地方財政支出自覺率、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地方稅收管理分權度等等。本書選用近年來學界更多采用的地方財政支出占比來表示。由於分稅製改革以來，中央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並沒有施加實質性影響，所以比之地方財政收入占比指標，地方財政支出占比更能體現地方政府的實際分權程度。這一指標具體為地方人均財政預算內外支出/（地方人均財政預算內支出+中央人均財政預算內外支出），采用這種度量方法還可以避免計量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晉升激勵程度。本書並不是描述政府官員的升遷與否與政府幹預企業程度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要試圖考察在相對績效考核這種強的晉升激勵下，政府官員的理性行為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行為的異動的。為了在“晉升錦標賽”中順利進入到升職通道，地方政府官員必然盡力做出政績，所以“政績”大小成為衡量晉升激勵程度的合理指標。本書采用田偉、田紅雲（2009）“地方政府行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作為“政績”大小的代理變量。這一指標具體表現為：地區的GDP/（地區的財政支出+中央對於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本書預測，GDP增長率高的地方政府越傾向於少幹預企業的運作。
“中央—地方”間承諾的可信度。這是本書的核心指標。本書將以中共中央委員數目作為衡量中央對地方承諾可信度的重要指標。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政權體係的核心，其他國家政權機關的正常運作都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而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央做決策的地方。所以本書的合理假定為：一個地方擁有越多的中央委員，就擁有越大的在決策中的話語權，那麼中央對地方承諾的可信度就將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