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小規中還有一條：“訾議官長，違敬恭之本分。”官長也就通常所說的“父母官”，他們常常要下來催繳錢糧，與低層民眾的矛盾比較大。河陽家族有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要求族人應該對那些官長以禮相待。清光緒年間的縉雲縣知縣陳泰階曾經到過河陽催差，他不光看到了河陽這裏的風水很好，而且還感覺得河陽人的彬彬有禮。他在《義陽朱氏家譜序》中說：“然予嚐催科公出，躬涉其地，喜其山川明媚，鍾毓當不凡。及與紳士相往還，皆彬彬有儒雅風。”據《縉雲縣誌》說：“兩浙之田，處郡為下；浙東之賦，處郡最重。”由於賦稅之重，朱氏有些家族成員，實在無法按時上繳錢糧。於是河陽朱氏家族就有人站出來，為同族人分擔憂愁。如第二十一世的朱榆（1387-1442），“捐出己田陸拾把，並皮土名鬆蒲嶴，為助族中社保公費”。再如第三十世朱紅（1736-1813），“捐出己田伍拾把，並皮土名村前蟹鉗塘口。又陸拾，並皮土名鬆蒲嶴，為助族中奉官片取鄉夫公費”。再如第三十一世的朱李賢（1699-1782），“捐出己田廿六把零，並皮土名村前大塘下，為助族奉官征取民夫公費。又捐出己田陸十把，並皮土名大塘下，為助族中社保公費”。這些人捐出自己的財產，來作為族中的社保公費，來幫助同族的成員來應付一些賦稅，一方麵是出於同一家族的血緣親情，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協調家族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如果家族中有一些成員不能按時繳納錢糧，勢必會激化地方政府與民眾的矛盾。
河陽朱氏有些人不僅為同族成員排難，而且還為地方政府分憂。如朱履坦（1831-1907），“恩貢生，文章經濟，冠冕一時，為人排解，公而忘私，地方重大事件得力盡多”。地方上重大事件，無非是修路造橋、抗旱排澇等。朱履坦雖然經濟上並不是太寬裕，但他願意為地方的事盡心盡力。再如第三十一世的朱翰臣（1728-1794）“勤儉成家，驕侈悉無。族有孤苦，舍錢代贖葬地。道光甲申，子孫以公常幣重建郡試院大堂，去實銀陸千餘兩。道光戊戌，興建文廟，去實銀陸千三百餘兩”。重建郡試院和文廟，這些本來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政府也許是資金有困難，反而是依靠這些富戶捐款來完成其事。當然，朱翰臣家庭捐建郡試院和文廟，河陽朱氏的子弟們就是在這個郡試院裏參考科舉考試，他們還要到文廟中去表達自己的心願。因此，這種捐建行為對於河陽朱氏子弟讀書也有激勵作用。
河陽朱氏家族除了捐建郡試院和文廟，還捐建一些橋梁。公濟橋就在河陽碧山腳下，是西鄉南北交通的一個要津。多年以前，當洪水暴漲的時候，來往於其間的人們隻能望水興歎。朱翰臣的子孫約著全族的人倡議建橋。從道光庚戌年（1850）開始籌劃，到鹹豐癸醜年（1853）完成，全橋共有五孔，長三十二丈，寬一丈五尺，共花費八千五百多兩白銀。公濟橋的建立，不僅為河陽朱氏家族的出行帶來方便，而且也為過往出行的人提供了便利。因此它被取名為“公濟橋”，河陽朱氏家譜中說：“公者溥也，溥也其利，與人同善，著好善者之樂輸，亦以繼前人之誌，樹德而濟同欲焉。”世濟橋在村西裏許，也是一個“最為阻隘要區”。原先隻是架木成梁，一遇到大雨就被衝毀。朱氏第三十四世的朱坤榮（1832-1892）“助陽塘田九十秧”，他的弟弟朱坤煥（1834-1879）“助橋西田一百秧”，他們又邀同會友二十四人，大家捐錢買下橋西田一百秧。由於多人捐款捐物，終於於光緒辛卯年（1891）建起了石橋。為了長遠打算，還為世濟橋置辦了二百秧的田產，用來應付大橋的日常維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捐建之人本身也並不是十分富裕。世濟橋的建造和維修，體現出河陽人為著社會的福利，願意出錢出力，而且還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