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是河陽朱氏家族幾位女性，她們是受太平軍逼迫而死的。如朱氏第三十三世（顯字行）朱齡椿繼配丁氏（1831-1862），“避亂麗邑庫頭，見賊至，墮樓死”。第三十三世（顯字行）朱優行元配柯氏（1842-1862），“於同治壬戌六月廿九日，遇賊不屈，完貞，死難”。第三十五世（榮字行）朱守衢元配應氏（1815-1862），“同治壬戌六月廿三日，遇賊不屈，遂被害”。這些女子都是值得表彰的貞節女子。從記錄這些女子行為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一些曆史情況。
我們不知道如何來評價太平天國運動在我國曆史的價值，因為我們沒有掌握相關的曆史資料，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們看了河陽朱氏家族的文獻資料，可以肯定太平軍確實給河陽朱氏家族帶來了災難。有些曆史學家可能認為，這些貧民的傷亡是曆史進步不能不付出的代價。但是從人之惻隱之心出發，我們很難認同太平軍的一些舉動。
麵對如此重大的變故，河陽人動用了人類自身本有的生物本能。在自然界裏，有不少生物是以數量來換取生存的，即通過大量的繁殖來換得種群的延續。河陽朱氏家族經過太平天國劫難以後，人口出生率明顯提高。第三十二世傑字行有166人，第三十三世顯字行有265人，第三十四世超字行有433人，第三十五世榮字行有500人，第三十六世奕字行有628人。影響人口出生的因素很多，但與人們的生存意識肯定有關。中國古人有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形成不知道經過多少歲月的磨難而積澱成心理取向。中國民族多災多難，多生人口是應對這些災難的一種策略。在人丁凋零之時，河陽朱氏家族是依靠多生人口來聚集人氣。
河陽人還依靠重修家譜來凝聚人心。他們原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過家譜，到了同治六年（1867）又重修家譜，兩次修譜隻間隔了十九個年頭。當時的譜序中說：“譜牒自道光己酉重修，迄今十有九年。其董事秋嵐、認齋諸君。罹變之餘，修輯尤不容緩。族中父老子弟鹹以為然，議成而搜羅參校，協力同心，屬遵前譜，而增續之。”太平軍的進駐，使河陽朱氏家族的人口銳減，可以說全族家家都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之中。時間是最好的撫慰劑，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療治，人們從悲痛中走出來。這次重修家譜，一定程度上表示河陽古村落的生活又進入正常軌道。
第四節 日本侵略者的侵擾
從1942年到1944年三年頭裏，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流竄到河陽。
《義陽朱氏家譜》裏有一篇相關的紀實資料——《日寇燒毀河陽房屋紀實》，現全文摘錄如下：
日寇三次流竄縉雲，燒打擄掠，無惡不作。第一次：1942年6月上旬，從武義-夏家畈-魚川-丹址-楊公橋-麗水。
第二次：1942年7月下旬，從永康-黃碧街-新建-葛湖-楊公橋-麗水。第三次：1944年8月上旬，從麗水-楊公橋-新建-河陽-小溪-永康。1944年農曆8月，日寇先以飛機彈炸、槍掃新建西岸，並俯衝河陽、韓畈上空，人心惶惶，民眾倉猝逃避。初二日少股日寇竄入河陽，夜宿菜籃塘角，搶掠搗砸，並燒毀桂洪、桂丁房屋二十三間，火光衝天，雞犬不寧，擄老者希才為挑夫，蘭芳遭毆打。這篇短小的資料，沒有寫明作者是誰，推想是當年的家譜續修者所作。將這段資料與《縉雲縣誌》相關文字作一個對照，我們發現《義陽朱氏家譜》中有一些錯誤。《縣誌》中日軍流竄過境5次，而《家譜》說過境3次。這種數字上的差別，說明修家譜的人畢竟沒有修縣誌的人掌握的資料全麵。《家譜》所說的第一次是1942年6月上旬，而《縣誌》中說的是6月21日。《家譜》中所說的第三次是8月上旬，而《縣誌》中說的是8月23日。這種時間上的誤差，說明過去的中國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對於具體的日期不是太在意，隻有一個大概的時間印象。兩者雖然有些文字出入，但至少可以證明《家譜》所記確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