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歲月的流逝，太平軍在河陽所留下的印跡已不多見。但是《義陽朱氏家譜》記載了他們破壞建築物的行徑。太平軍所要破壞的建築物有三類：
一是家族的祠堂。如圭二公祠建於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同治壬戌被匪燒毀”。恒三公祠始建於鹹豐二年（1852），“被匪亂廢”。文翰公祠，清嘉慶十八年（1813）建，“同治壬戌，祠後屋均被匪拆毀”。另外如朱大宗祠、圭二公祠、信女祠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太平軍之所以要毀人祠堂，大約有兩方麵原因。一方麵太平軍信奉的是“拜上帝教”，反對家族製度，對於家族信仰盡其所能加以摧毀。另一方麵太平軍知道祠堂在一個家族中的分量，他們有時也是借著毀祠堂作為要挾，可以從家族中獲得贖金。
二是佛道的庵寺。如雅庵，重建於清嘉慶庚午年（1808），“同治壬戌被毀”。福昌寺建於宋鹹平二年（999），中間經過多次重修，“同治壬戌，下廳被毀，留大殿三間”。正等寺建於宋紹興年間，“同治壬戌，觀音堂及東廂一帶遭匪毀”。另外如岩山廟、文帝廟、玉清宮、魁星閣、寶善書院等，都在同治元年（1862）遭受損壞。太平軍信奉“拜上帝教”，自然對其他宗教進行打擊。所謂不破不立。
三是河陽的民居。正如朱漢雲《被粵匪難記》中所言，“即吾村之屋亦胥盡於此賊焉”，河陽民居被太平軍燒毀的確實很多。如朱楚強道壇，俗稱“大圓門”，它建於清代嘉慶年間，前廳加上後堂共18間，左右兩廂房各有夥舍10間。其中的左廂房夥舍即被太平軍燒毀，後來重建。朱均平道壇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建，前廳加上後堂共18間。1862年遭太平軍焚毀，後來重建。據河陽的老人們傳說，有一個“十八間”叫做“花廳”，太平軍當時追一個敵人到這裏不見了，就將整座房子都燒毀了，借此以泄恨。據朱益清老師說，河陽被太平軍燒毀的“十八間”就有8個。
四是兵後的瘟疫。太平軍給河陽朱氏家族以重創，使周邊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劣。此時河陽朱氏家族的產業價值大跌，還不到戰前的十分之二。河陽人在外地金華、蘭溪、蘇州開設的商鋪也沒有了，大規模的商業活動被迫停止，河陽人在外麵世界裏的財路都斷了。而此時由於濕熱饑寒傷於內，屍腥血穢觸於外，再加上米價上漲五倍，藥物、油鹽上漲十倍，大的瘟疫在河陽一帶流行開來。人們缺醫少食，造成人丁大減。
我們細心地翻檢《義陽朱氏家譜》中的《行第傳》，發現河陽朱氏死於1862年的人特別多。如朱伯壽，字錫洪，死時65歲（1798-1862），其妻周氏死時45歲（1818-1862）。朱仲安，字錫豐，死時43歲（1819-1862），其妻楊氏死時38歲（1824-1862）。朱千祥，字集福，死時21歲（1843-1862），他的妻子死時23歲（1841-1862）。朱興祥，字顯，其號振卿，死時19歲（1844-1862）。這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在死去的朱氏家族人中，有的年齡較大，也有的年紀較輕，還有不少是夫婦死於同一年，很明顯大多是非正常死亡。《行第傳》對這些人的死亡原因都沒有注明，但可以肯定與太平軍進入河陽有莫大關係。河陽朱氏在同治六年（1867）所修的家譜序言中說：“鹹豐戊午辛酉間，粵匪變亂，先後竄入境內。當其時，幹戈擾攘，黎庶流離……而溯朱氏殉難者，什之二三。”對於1862年河陽朱氏人員死亡情況，朱益清老師有過統計。河陽朱氏家族在1861年總人口為1036人，1862年死亡387人，隻剩下649人，單1862年8月就死去107人，死亡的人數中還不包括未上譜的少年兒童。河陽“七如公”房下當年的年初原有人丁39人，到了當年的年底隻有17人，死去了22人，其中朱埻一家6口全部死光。這些死亡的人，有的是慘遭毒手而死，有的是遭到恐嚇生病而死，都是直接間接地與太平天國的軍隊有關。
這些死者當中，也有是因反抗而死的。1861年10初，太平軍李世賢率眾百萬，欲攻打台州、溫州，縉雲首當其衝。清政府組織縉雲境內“東鄉”、“西鄉”、“南鄉”三支民團武裝，與太平軍作戰。10月10日，太平軍攻打河陽，河陽民團進行了抵抗，在公濟橋頭壘起柴火，企圖以火來阻止太平軍進村，但是無濟於事，當場戰死4人。朱漢雲的《被粵匪難記》中提到：“雖其時團練鄉勇，顧無險隘可恃，又無統領約束，安能驅不教之民以取勝哉？”很明顯，河陽村團練的第一次抵抗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後來由於太平軍不得人心，村民的反抗也有取得局部勝利的。“三鄉激公於憤，不約而集者，數萬眾，一戰而賊大敗，逐北追奔，各鳥獸散。”這些抵抗行動讓不少村民失去生命。